租庸调|唐代利益集团自我涨薪公然加税20%_租庸调|两税法|王夫之

【租庸调|唐代利益集团自我涨薪公然加税20%】安史之乱后，租庸调法弊病丛生
唐初实行的租庸调法，原本不失为好的赋役制度，但日久弊生，逐渐由利民之法变成了“虐民”之法。
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役制度。具体内容为：按丁授田，丁男每人80亩，然后国家向他们征收称为租、庸、调的赋税。租即田租，凡授田者，每丁每年交粟2石。调即交纳的本地所产绢、绫、絁（粗绸）等，每丁每年交绢、绫、絁各2丈，绵2两；交布的2丈之外加1/5，麻3斤。庸即以绢交纳的代役税，每丁每年法定服役20天，闰年加2天，可用绢代役，一天交绢3尺。加役25天免租，加役30天，租调皆免。
据岑仲勉《隋唐史》一书，因隋以前征税缺乏详细记录，唐代赋税比之前朝，总体而言，孰轻孰重，还不好说。单就租这一项，比北齐为重，轻于北周一半，同于隋朝（北齐合每亩1. 6升多，北周5升，隋、唐均为2. 5升）。
租、庸、调并不是唐朝授田者的全部负担，除此之外，还有所谓杂征、杂徭。其中杂征包括户税等。户税依据每户的等级（据资产多寡定级）征收。皇亲国戚、王公勋臣、官员等，均享有毋须负担以上各项赋役的特权。
以实物代替劳役，百姓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故租庸调法的实行，有利于百姓于隋末大乱之后安养生息，有利于唐朝前期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安史之乱之前，国家的治理尽管有种种弊病，潜伏着危机，但财政经济一时还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当时“兵虽多而无所损”，“官不滥而易禄”，财政开支还在朝廷能够把控的限度之内，赋税的征收较有节制，租庸调法尚能正常施行。但安史之乱发生后，情况大变，战事连年不断，人口凋耗，人死而户口册上名字未销的情况十分普遍。土地占有状况、民户资产状况与以往差别很大，已很难执行租庸调法。战争打破了常规，也使租庸调的征收乱了套。征收的机构凭空增多，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互不统属。法外征收，诛求无已，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不胜负担。富户丁多，以做官、入学及当和尚、道士等，得以免除租庸调，而穷人没有收入但丁在，故赋免于富户，而增于穷人。也就是说，富户所免除的赋役，都转嫁到了穷人头上，这还公平吗？据岑仲勉的计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及十四年，毋须承担各项赋役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40%至41% 。其余的59%至60%的人家，要承担国家100% 的赋役。这真是不堪承受的重负。百姓只好用脚对租庸调法投否决票了，据《新唐书》载，人民流亡，各地都有，且数量巨大，留在本地的“百不四五” 。租庸调法已难以为继，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唐德宗毅然颁行两税法
法弊必变。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适时地提出了用两税法代替弊端丛生的租庸调法的方案。对这一方案，德宗表示赞同，并下令布告朝野。一时间，对两税法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很是热烈。
出乎朝廷意料的是，对杨炎所提改革方案的激烈的反对声，竟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来自掌管赋税的官员们。《旧唐书·杨炎传》说：“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数）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新唐书·杨炎传》说：“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之数百年，不可轻改。”掌管赋税的官员反对两税法方案，借口是，租庸调法是祖宗制定的，实行了几百年，不是很好吗？祖宗之法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况且两税法不见得就好。
说这部分官员是抱残守缺的保守派，可能还没有触及本质。维护祖宗之法，不过是他们打的一个幌子，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多年来，他们利用租庸调法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一个个暴富。对他们来说，租庸调法是利之所在，他们岂肯轻易放弃？就像贾宝玉颈子上挂的“通灵宝玉”不能丢失一样，他们也不能失去租庸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