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绅士家族的经济成长：以湘乡曾氏为例_曾国藩|中国近代史|道光|咸丰

【曾国藩|绅士家族的经济成长：以湘乡曾氏为例】中国绅士研究是传统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张仲礼、费孝通、何炳棣以及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中外学者在这个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既有的研究模式一般都是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从宏观角度分析不同时段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及其相关因素。本文则试图从湘乡曾氏这一个案出发，由微观角度来具体呈现清代一个普通家族由社会底层（庶民）上升到社会顶层（一品官员、一等侯爵）的经济成长过程。
由庶民家庭到绅士家庭
湘乡曾氏从有田百余亩的普通小地主成长为田地万亩、家财百万、豪宅九座、成年男子几乎个个拥有功名的大地主家族，不过几十年时间。
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代以前，湘乡曾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或者说“庶民家族” 。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
除了捐纳、军功这样特殊历史时期才会大开的上升之门外，传统社会中平民向上流动的最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而科举的录取率极低。因此，从庶民到上层士绅的奋斗，极少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是数代积累，接力式努力，才可能有所突破。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农户入仕经历的时间大致为4.5世，即一百三十余年。这一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需要庶民家庭出现一个经济上升的过程，使子弟有较好的读书条件。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一代完成的。他出身中农家族，经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其家有田地百余亩，人均十二亩半，判定为小地主应较为允当。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打破纪录，成为曾氏家族五六百年间第一个秀才，才使湘乡曾氏步入下层绅士行列。而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考中进士，更标志着湘乡曾氏跨进了上层绅士阶层的门槛，完成了亿万中国人的“光大门楣”之梦。相比宗韵所言的一百三十年，曾国藩家族的奋斗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
湘乡曾氏经济崛起的几条途径
晚清举人的入仕机会十分有限。因此不但曾麟书成为秀才无补于家，即使在曾国藩成为举人之后，曾氏家庭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致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的花销，对小地主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
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曾家生活起居的排场，马上发生了改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在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间，他外出拜客，排场是“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进京为官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边际效应”却非常大。这种边际效应主要体现的筹资能力的增长、获得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力等方面，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的增长。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绅士来说，即使原本家世清寒，获得功名之后最终也会在经济上上升为大地主至少中等地主阶层。至于经济上升的渠道，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具体到湘乡曾氏，则有以下几条：一，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资本，主要来自拜客收入。二，道光二十七年以前，湘乡曾氏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借债和曾国藩对家中的少许补贴。三，道光二十七以后，曾国藩大弟以乡绅身份在湘乡所获“聘用费”和“经理收入”，成为家中经济收入的支柱。四，被曾国藩提携从军的弟弟曾国荃的灰色收入，是后期湘乡曾氏成长壮大的主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