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调|唐代利益集团自我涨薪公然加税20%( 二 )_租庸调|两税法|王夫之

一个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往往利害冲突，对这个群体有害的，对那个群体或许有利。反之亦然。百姓已认租庸调法为弊法、恶法，对其深切痛恨；但对掌管赋税的官员而言，它还是“良法”呢，对其很有感情。靠租庸调法大发其财的，大有人在。我们说租庸调法养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可能并不为过。如若不信，请看下面的记载。
《旧唐书·杨炎传》说，朝廷对征收租、庸、调的各个环节及有关官员不能实行监督，朝廷不能审计度支、转运、节度等使，度支、转运、节度等使不能审计各个州的官员。全国的租、庸、调在征收和送入国库的过程中，权臣、猾吏狼狈为奸，被他们贪污、盗窃的，“动万万计” 。河南、山东、荆襄、剑南等重兵镇守的地方，赋税绝大部分被截留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解送国库。这些地方的军政官员都肥得流油，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随意增加部属，随意给部属定俸禄。征税的名目极多，“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 。已经废除的税，他们照收；重复的税，他们不予取消；旧税加新税，征收没有限制，催交没完没了。
这些掌管赋税的官员，是依附在唐朝赋税体制上的寄生虫。一旦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新法，无异于封了他们的“利门”，断了他们的财路。毕竟借老法舞弊，他们轻车熟路；而借新法耍奸，一时还不容易，所以要群起反对朝廷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是利欲使然。
可见，要改革推行了几百年的租庸调旧法，不跟利益集团切割是万万不行的。改革最大的困难也就在于此。要得民心，就要为民除弊；而为民除弊，就要不怕得罪利益集团，敢于硬碰硬。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绕道走。如果害怕得罪利益集团，或者虽不怕得罪利益集团但顶不住他们的反对——这种反对无疑是强有力的，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唐德宗对改革赋役制度，脑子还是清醒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他不顾掌管赋税官员的反对，毅然颁布了两税法。史书说，“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
据《唐会要》及新、旧《唐书》，两税法的主要内容为：
（1）“量出以制入” 。先计算国家财政总开支（有点像后代造财政预算），以此为根据，决定征收两税的额度。
（2）不论是土著居民，还是外地迁来的侨居户口，都要纳税。
（3）民户按资产分为九等，按每户的等级征税，而不考虑丁男与中男（16岁）的区别。
（4）不管是坐商还是行商，都按资产三十税一征收两税。
（5）原来的租庸调及杂征、杂徭并入两税。
（6）按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数征收地税。
（7）一年分两次征税，夏税六月截止，秋税十一月截止。
有人说，夏税和秋税合起来称作“两税”，也有人说，户税和地税合起来称作“两税”，两种说法，似均无不可。重要的是，新法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对于在两税外擅自加征者，以违法论处。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限制了赋税的额外加征，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的局面，有利于百姓安心生产和生活。新法一经推行，短期便显出效果。《新唐书·杨炎传》说：“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归于朝廷矣。”不用实行“土断”法将侨居户口编入现住地，侨居户口自然而然就可以在当地交税；赋税不加重而国家收入增长，户口簿不用另造，就知户口实际情况；官吏不用训戒，法就可以起到预防官员作弊的作用（时间长了也难说），即使奸猾的，也难以中饱。从此以后，决定赋税或增或减的权力收归朝廷。杜佑《通典》则说两税法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令典”者，良善之法也。两税法为唐朝以后的各个朝代所沿用，一直到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它才被一条鞭法所取代。两税法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过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