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被忽视的东林党人家属_东林党|历史|国学|党锢之祸|六

【东林党|被忽视的东林党人家属】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晚明镇压东林诸君子的“党祸”至惨至烈。但若要论到究竟怎样划定“东林党人”的范围，也就是谁该算、谁又不能算“党人”的问题，恐怕又没有什么人真能说得清了。最著名的两桩大狱，即“乙丑（1625）之杀”所涉“六君子”和“丙寅（1626）之杀”所涉“七君子”，固然是东林中坚分子。此外，事起之日就曾有过二百四十五人（《同志录》）、三百零九人（魏忠贤所定“东林党人榜”）的黑名单。写于清初的《东林列传》，“所载一百八十余人” 。而据《虐政集》，从天启四年（1624）到天启七年，受魏珰罗织陷害者，人数更多达五百以上。迫害愈演愈烈。由“缙绅之首祸”而至“变局之始”，而“为逮问之始”，而“为镇抚打问之始”，而至杖毙狱死。处分名目也五花八门，诸如调外任用、降调、革任闲任、致仕、回籍调养、准养病去、闲住、着为民当差、养马当差、削秩、削夺、追夺诰命、削秩提问、革职听勘、令抚按提问、着九卿科道、扭解京究问、作速提问、缇骑逮治、着镇抚司打问、着镇抚司逐日追比、着东厂究问、从重议罪、拟徒、拟徒永不叙用、遣戍、发配、拟绞、拟斩、拟斩决不待时。罹其难者群谴辈黩，或拷死或削夺。所谓“朝署一空”，所谓“正人君子屠戮殆尽”，都已不只是夸张的形容。四库馆臣径以“记东林党人先后被难之事”来概括该书内容。那就差不多把这五百余人都看作东林党徒了。界限不好画，就因为诸人虽或被列名于“党籍”，但革职查处、提拿勘问时却往往是别有罪名的。
几乎一从“虐政”蔓衍之始，便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一场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相类似的乱局。其实两次党祸有异也有同。
东汉党人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处士横议”，即未曾做过官的读书人毫无忌惮地抨击朝政。从今日眼光看，自由地表达对天下大事的个人见解，是每个公民本应当平等地拥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但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不会这样看问题。他们以为，如果说惹出祸来的太学生亦非全无不是，则“不任其事而与闻其谋”，诚为其大弊之一端耳。所以连朱熹也说：“许多节义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当言。宜足以致祸！”而东林党人似乎很少是“处士” 。纵然其中有辞官家居或被退休、被“回籍”和被“闲住”者，对国家大事，他们也完全有权利像孔子那样声称：“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因此，“党锢之祸兴于太学，则尊事孔子者亦岂无弊乎”的指责，是不宜被移用来批评东林之议的。
但在以危言高论刺讥当世方面，前后两次“横议”也确有相似之处，大略可用一个“激”字概言之。因为“激”，所以全然不顾“积弊不可以顿革”，疾恶太甚而求治太急，终至玉石俱焚。因为“激”，于是恣意去触碰皇帝、权阉“所不欲闻者，使其有所指以为病”，因而“基坑焚、党锢之祸”，以致时人慨叹“祸生于激，何代无之” 。因为“激”，所以绳人过刻、持论太深，“高自标致、各务夸翊”，乃至意气生而门户判，小人得以乘隙，或附倚或中伤，遂使熏莸并器、雅郑同声。
所以有人说，党祸之起，“在正人未为无罪” 。这句话自有一定的道理。然则君子之过“虽乖大道，而犹不失正” 。如果竟然因此认为明代亡国“由于东林”，乃至“已视兴亡如院本，故翻党锢作新题”，那就堕落到是非不分的地步上去了。针对这样的议论，早就有人呵斥道：不去声讨屠杀节义者的罪行而一味指责节义之士，不去痛恨陷人于党的黑暗势力而一味怪罪被列入党籍的贤士，“是何好恶之异于人乎”？在这个问题上，翻案文章是作不得的。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以为，对历史地形成的诸多大是大非的界线，应当而且完全做得到把它们颠倒过来。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过于轻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