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杨念群：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三 )_儒家|杨念群|雍正|知识分子|中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批评。我想在任何时代，统治者还是需要鼓励读书人说话。当然这需要一种制度安排，不能因为读书人的“闲话”就不能正常行政了，比如明朝末年，读书人以大义左右朝政，影响用人、施政，确实是问题。东林党人最后能操控科举的名额，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这肯定是负面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封杀读书人的声音。万马齐喑是最可怕的。
国历：在您的书里把清代描写成读书人生活状况最糟糕的一个时期。康雍乾三朝搞文字狱，对读书人精神上的压抑究竟有多残酷？
杨念群：文字狱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针对个人。有些很著名的文字狱个案，几乎不可思议。一个疯子说了一些疯话就被杖杀。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疯子、精神病，完全可以免死，但就必须杖杀。这就是一种控制，叫你感受到一种恐怖。当然，这只是文字狱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文字狱是一种全面控制社会舆论的技术手段，几个大的案子不过是冰山一角。康熙年间的文字狱，虽然有名，但处理相对比较轻。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基本采用了一种思想改造的形式。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最为严酷，超过一百件。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谁知道啊？似乎对读书人的影响并不大。
文字狱的升级不在于发生的频次，而在于技术手段的臻于完善。比如修订《四库全书》，以建设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名义征书，表面上是要征集历朝历代的书籍进行文化建设。实际上，征书的过程就是毁书。
这个过程还是对官员的培训，培养他们的政治嗅觉和控制技术。在修订《四库全书》期间，乾隆皇帝用谕旨教导各地督抚，征什么样的书，禁什么样的书，逐渐培养官员的政治嗅觉。官员们必须猜皇帝的心思，又不能做得过了，这里边轻重的把握，分寸的拿捏，学问大了，经过长时间的调教，官员们逐渐形成了条件反射。这个过程就是专制体制的一种自我建构，大清国逐渐培养出一大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也就造成了舆论空间越收越紧，读书人说话的权力最终被完全被剥夺。
国历：雍正朝的“曾静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件。雍正和乾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对待曾静。雍正与之对谈，并把他变成一个宣讲员，到各地讲自己的错误。乾隆呢？一登基就把曾静杀了。您怎么看这两种处理方法？
杨念群：雍正的办法近乎于一种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使用这种办法，叫你写思想汇报、自我检讨，让你自觉自愿地去糟蹋自己。但是，乾隆的控制技术并不比雍正差，雍正和乾隆的方法相结合，一方面改造你，一方面控制你，最终完成了大清帝国对舆论的完全控制。
雍正年间，年羹尧获罪之后，钱名世以 “曲尽谄媚、颂扬奸恶”的罪名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亲自写下“名教罪人”悬其门。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不仅如此，雍正还发动385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 。这些诗文雍正皇帝会亲自审阅、修改，有些官员因为写批判钱名世的诗文不用心，被雍正批为“浮泛不切”，并发还重做，雍正要利用“斗” 钱名世，提高官员们的“境界”，不配合的、不用心的、应付差事的，都被视为不可靠的，因此有官员因批判钱名世不力而被革职流放。最终文章全由雍正帝审核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
国历：您刚才说，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全靠皇帝的恩赐。似乎皇帝对读书人越来越坏。读书人的反抗也越来越弱。皇帝和读书人总在博弈。现在皇帝没有了，读书人的地位也没怎么提高，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