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陆学艺：一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_社会学|社会问题|陆学艺|孙立

老陆以其毕生精力，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关注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血肉相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学问，是老陆学问的根本特点。
老陆走了。对陆学艺，尽管他大我们20多岁，我们却从来都叫他“老陆” 。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晚辈，沈原和郭于华曾经长期在他手下工作，孙立平也和他相交甚久。但是，我们却都叫他“老陆” ，从初识一直到现在。直到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在内心里明白，什么叫痛失一位良师益友。
我们从来也没有叫过他“陆学艺老师” ，因为这个称呼透着生分和距离；我们更是从来没有叫过他“所长” ，因为这个称呼弥漫着官气。官气和正式都不适合于他。这个看起来没大没小的称呼透着格外的亲切。是啊，如果我们称呼老陆为老师，他恐怕比我们还不自在。
老陆去世后，孙立平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老陆是我们这代社会学者的精神导师。这不仅是在学术的意义上，更是在人格的意义上。
老陆豪爽、坦荡、坚毅、友善。谈笑之间，甚至笑骂之间，你会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老陆是江苏无锡人，口音很重。然而，也正是从他那一口吴侬软语中，你更能够体会到他人格的力量。记得在上个世纪的那场特殊事件中，老陆从外地飞回北京，一下飞机，就听到接机的同事说，所里有位年轻人不幸受伤，而且伤势很重。当时的形势严峻而且扑朔迷离。没有时间犹豫，甚至也没有时间仔细思考，老陆凭着他的人性明确表态：“人家父母把孩子交给我们，不幸受伤，只要我当所长，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孩子疗伤！”之后，老陆顶住压力和非议，动用经费为他疗伤，并亲自到医院探望伤者。我们三个经常私下里议论，就凭这一件事，老陆就是我们这一生的朋友。
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间里，社会学这门学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社会学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都成了问题。适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对于要不要办纪念大会，如何办纪念大会，大家心里都没有谱。老陆坚定地表示，纪念大会要办，而且要办得庄严隆重，因为经济发展、国家建设需要社会学这个学科。他亲自去请当时的高层领导人物参会，还请来了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社会学恢复重建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大会。全国的主要媒体报道了会议召开的消息，向全国传递了社会学学科要继续办，而且要办好的重要信号，稳定了全国社会学的队伍，为以后的学科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谈论起今天社会学的格局，人们经常追忆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渔场会议” 。那是老陆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间里办的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那时候，社会学这门学科不仅承受着来自外界的沉重压力，就是在社会学界内部，也有点不知所从。这时老陆提出，年轻人不可因运动而荒废研究，还是要抓紧学科和学术建设。那时正是科研经费最为紧张的时候，住不起昂贵的酒店来开会，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海淀区有一个万泉河养鱼场，那里招待所的费用最低，才8元钱一个床位。于是老陆就召集中青年科研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最初是商讨《社会学概论》的设计和写作，因为那时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为了推进学科发展，需要向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们推广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在社会学界小有名气的《社会学：中高级干部读本》就是成型于那里。再后来，又不断邀请北京社会学界的中青年同仁，前来研判社会形势，探讨学科发展。现在北京的一些最有名的社会学者多数都曾经参加过那时的“渔场会议” 。这些讨论为后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等重要学术文献奠立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在那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凝聚了社会学的研究力量。孙立平到现在还清楚记得，他是当时经常被邀请的“所外人员” ，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所外人员” ，正是在那时会内会外的讨论和议论中，大家艰难地探索社会学的生存空间和研究议题。由此，才有了孙立平和沈原以及其他一些学界朋友共同推动的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