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29年陈寅恪称中国学术水平比日本差很多( 二 )_陈寅恪|现代学林点将录|炎黄文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评论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里面提到，学生回忆老师，可以说有三派：仰望派，平视派，俯瞰派。一般来说，仰望派最多，但我最欣赏平视派。我写《现代学林点将录》时，对那些学人可以说就是取平视的态度，不会把他们看得很高，对好的东西我会说它好，对坏的东西也说得很刻薄。
在学术圈之外的人谈论起民国学人，会更看重他们的个性、精神气质等，那时的学人在气质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胡文辉：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学者神化了，他们的行为自然就成有个性了。其实现在的学者，说起来也是有个性的，只是当我们跟他的距离太近，我们不觉得他的学术水平达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值得去说。就像明星，对于他的粉丝，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有个性、性格，如果你不粉他，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其实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某位学人。如果我们觉得他是大师，那么他的很多行为都是有个性的，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如果觉得他够不上这个档次，就根本不会注意他。
现在要把民国的学人向大众介绍，很自然地就会有点偶像化、娱乐化的倾向，比如陈丹青的一些谈话和文章，岳南的《陈寅恪和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之类，还有邓康延搞的纪录片《先生》等，这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用的是比较煽情的写法，比如“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类。这属于大众文化的范围，其实无意识地是把这些学者、大师当成明星来包装、叙述，从通俗文化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应该对这种倾向保持一点距离。
现在的学术水准，是没有达到民国时候的高度，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现在没有学术水平高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说“再无大师”这种话，对现在做学问的人未免不公平。
我注意到，您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只有邹衡、裘锡圭、汪宁生这三位大陆学者是1949年之后才进入大学的，是否意味着在大陆有一个明显的学术断层？
胡文辉：这个断层很明显，是不用强调的了。我在《点将录》中提到的余英时、唐德刚、何炳棣先生是1949年之后在海外成名的。比如余英时先生，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49年之后，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还是陆续传下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觉得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陆学界，除了史料以及考证上的著作，其他没有多少可看的了。而且会有个印象，那时中年一代的学者没有太大的成就，要么是民国时已经冒出来的钱锺书、沈从文这些老先生，要么是吸取了新风气的年轻一辈。而中年的这一代中，李泽厚算是特例，像他这个年纪的，多数人没有留下什么学术成果。李泽厚出道比较早，相对比较突出。但即使是他，也不是那种基础很雄厚的路子，他有大的眼光，但是从现在的学术状况来看，他也不太合乎现在的要求了。
要是单纯从学者的数量上来说，民国时期肯定不如现在多，但是相对来说，平均水准肯定比我们现在高。就像日本研究中国学术的人，肯定没有中国多，但是他们的平均水平很高。民国的学术群体与以前的学术传统有很多关联的，所以做文史研究的人，似乎有着一个学术共同体，平均水准比现在高得多。（其他的学科，如社会科学、理工科等，传统的影响就相对小得多了。当然，理工科的学者在民国时期杰出的也很多，冒出来很快。）传统不是说对某个人的成长一定有很直接的作用，只是从整体背景来说，传统的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取向，在文史领域，过去的积累比较多，就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