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29年陈寅恪称中国学术水平比日本差很多( 三 )_陈寅恪|现代学林点将录|炎黄文

民国学术圈也有学术不规范甚至抄袭、剽窃的阴暗面，您能介绍一下吗？
胡文辉：阴暗的东西肯定有。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好的东西出现，原因也许各有不同，但坏的东西出现，原因应当都差不多。
我曾写过文章，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都说过他是抄了自己祖辈的东西，考虑到刘师培只活了三十六岁，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有个方壮猷，曾以个人名义发表《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至少后一篇是抄日本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通过日本人的著作，对东西洋的学说有不少生吞活剥的地方，近代有不少人专门研究过（比如邬国义先生专门出过一部专著，作了细致的文本校勘）。傅斯年曾指出，王国维也曾沿袭前人的见解，而没有说明出处。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也有不少内容是抄的，甚至是抄梁启超那些名著的。还有，余英时先生指郭沫若抄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白寿彝却也指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剽窃了清人著述，也算剽窃连环案。
当然，那个时候的学术规范没有那么严，像钱锺书，他一般不提近代学人的名字，有时参考了也不加说明，这可能与他自己写作的体例有关，但至少属于不够规范。而他的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直接抄了别人的不少东西。
任何时候的学术都不是一片净土。从剽窃这个问题，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民国学术界，不必将它神化。
王国维、陈寅恪这些民国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人关注，有人认为是因为那时文化保守主义兴起造成的，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觉得可以分出不同的线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说重新发现王国维、陈寅恪，还有钱锺书、沈从文，其实说是重新发现的，这是学术史本身的规律，是理所当然的。“国学热”则是另一条线，有些人有重合，但是热起来的原因不一样。王国维、胡适这样的学者，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主流，大陆重新承认他们的成就，是很正常的；但像章太炎，我觉得就不一样，现在已没有人能像章太炎那样做学问，不合乎学术的规范，他热起来，应该更多是“精神”方面的原因，跟“国学热”有关。我们看胡适的著作，还可以照胡适的方法做学问，但是看章太炎的东西，像他的方法去做，恐怕就没法毕业。像陈寅恪，他热起来，也是有不同的线，不同的背景，纯粹的史学是一条线， “国学热”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条线，还有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方面，也是一条线。
民国时代的学人整体上的风格来说，与现在有什么大的不一样？
【陈寅恪|29年陈寅恪称中国学术水平比日本差很多】胡文辉：风格上来说，更重文史，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传统不能说完全断了，但是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八十年代以后是另一个时代，我们更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引进西学成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