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总统|后“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如何救赎( 四 )_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国家|美国史

20世纪拉美的风云人物、阿根廷的庇隆就可以说是拉美民粹主义的“集大成者” ，而他也和查韦斯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最初试图以政变的方式夺权，而且他在1943年的政变成功了，而查韦斯1992年的政变失败了。1945年，一些拒绝改变政策的传统寡头势力发动政变，将庇隆投入监狱，但他的妻子动员劳工阶层抗议，将他解救出来重新执政，并成为总统。随后对内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国有化和提升底层福利的政策，在外交上与英美分庭抗礼，一方面保持了长期执政，另一方面留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以及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些都可以从今天的查韦斯身上看到影子。
拉美和西欧国家的不同是，西欧国家等经过19世纪激烈社会动荡甚至革命的洗礼（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历次革命），各个社会阶层都形成了一定的能代表自身、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政党。政党制度完善之后，其所拥有的普遍代表性可以实现理性的博弈。但拉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来得较晚，在20世纪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却无法形成组织化的政党，并在既有的权力架构中占据一席之地，于是拉美的政治经常体现为精英阶层内部的博弈，精英和底层之间缺乏有效的过渡群体，贫民窟里的芸芸大众成了仿佛与国家无关的“沉默的大多数” ，查韦斯执政之前的委内瑞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社会形势和技术变化、民众意识的觉醒都在冲击原先那种“精英民主”的治理机制，而且上层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压制手段迫使底层屈服，这个日益庞大的新的底层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最终需要被纳入到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但因为底层没有自身的独立政党，所以来自精英阶层中的“反现状”力量就开始利用底层的势力，并利用军人独裁结束之后的民主选举制，通过选举胜利向比较保守的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推动社会的变化。严格来讲，查韦斯和庇隆不同，他不是出身于精英阶层，但他也采用了很多庇隆主义的手段和技术，例如向自己的支持者提供很多福利，在思维中制造精英与大众的对立等。在20世纪基本福利制度已建立并实现普遍性繁荣的西方，选民不大可能接受民粹主义者的过度诱惑，但拉美仍是民粹主义的乐土。
民粹主义的经济影响必然是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很多免费福利的提供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决策，干扰企业经营，导致投资外流或者富人外逃，对能源等产业的国有化也会损害整体经济效率。而且查韦斯要改变既有的权力分配结构，就需要不断借助“民意”的力量来集中权力，例如他多次推动的全民公决，推动领导人任期限制的取消等。正像马尔克斯所说的，结果可能是走向集权甚至独裁，成为又一个暴君。
但公允地讲，查韦斯任期内推动的政治改革没有破坏委内瑞拉宪政规则的底线，仍是在民主框架内实行的。他虽然作为执政者拥有很多竞选优势，但反对派也控制着私营媒体，双方势均力敌。他多次高票当选，以及多次全民公决接受他的建议，基本上反映了委内瑞拉多数人的意见。民主就是对多数人意见的承认，即使他们的选择不符合知识分子的胃口。在这一点上对查韦斯过度妖魔化并没有道理。既然美国对查韦斯的猛烈抨击已经停止，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继续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