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未恢复英国曾有的辉煌地位( 四 )_撒切尔夫人|中国工会|经济学

撒切尔夫人在福利改革方面并未走极端，与此类似，对工会的政策虽然是最能展示她强硬的方面之一，但她并不是没有务实和妥协的一面。而且工会改革的背景是过度失衡的劳资关系。工会力量变得过于强大而不受制约，拥有很多法律豁免权。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经感叹：“我们不能碰的机构有三个：皇家近卫旅、罗马天主教会和全国矿工联合会。”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在上台后第一次与钢铁工人工会的对峙时，最后是被迫屈服，答应工会条件的。但1984年煤矿工人罢工时她拒不妥协，最后换来对方的屈服。
她这方面改革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来制约工会，例如规定工会内部的秘密投票制度、不准工会惩罚不参加罢工的工人等。这是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改革，它也许打击了工会的力量，但却使有的工会变得更民主化和健康了。当然效果并不是完美无缺，改革肯定是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平衡，不可避免地会动一些人的奶酪，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也是她至今在英国一些传统采矿和制造业区遭到反对甚至仇视的原因。
“专断”的执政风格
撒切尔1979年入主唐宁街时发表演讲说：“哪里有破坏，我们就带来和谐”，但其实执政后的撒切尔并不是一个追求和谐的领导人。甚至在党内，她也与政治上的对手针锋相对，很少妥协。例如她担任保守党领袖后便打击党内较为传统和温和的“湿派”，团结作为自己支持者的“干派” 。左派立场的《卫报》甚至评论说：“她是一个政治上的斗士。她喜欢政治斗争，对她相信的事业有着狂热的冲动，不太愿意听取建议，相信她永远是对的、不可能是错的，她鄙夷共识。”她藐视“社会”，认为集体不应为个体承担太多责任。
虽然她的执政风格被指责造成了英国社会的阶层分裂，但好的一面是，与当今信息化时代举手投足都要考虑民众情绪的西方政治家不同，她可以“乾纲独断”，推行自己认为有必要的大胆改革，而有些痛苦的、损害一些利益集团的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确实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作出。反观当今的西方领导人，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大都不敢实行可能得罪选民的改革。他们不能痛下决心改革过于僵化的福利制度，造成一定的“福利病”的累积，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应对经济困境，只能希望借助“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而大举开动印钞机，却反而有可能诱发新的金融危机风险。相比于这些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或许有她的“专断”的缺点，但事后证明正确的“专断”就是“果断” 。
最后，二战后西方形成的基本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既有国有部门也有私营部门，既实行凯恩斯主义也接受新自由主义，既强调经济自由化和效率也构建基本的福利制度，为最容易受冲击的人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如上所述，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度”的层面上大大改造了这一模式，改变了其重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模式。她只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作出政策调整并取得了成功，英国经济的好转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她的政策，还有其他偶然因素，例如北海油田的发现等。“撒切尔主义”的经验值得借鉴，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
经济政策最忌讳的应该是教条化，应该因地制宜，用不同的理论和学说。世界的形势与风潮不断转变，不能以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放松管制取得的成效，来否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金融业加强监管的合理性，同样也不能以美国的强化监管，来否认中国进行自由化改革的必要性。正像北欧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福利模式就能输出到所有国家一样，南欧的困境也不能完全归结于福利将人养懒，而是有复杂的原因。正如不能以金融危机的爆发来否认市场机制本质上的有效性一样，也不能以欧洲福利国家的困境来拒绝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国情”、“实事求是”等提法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当它们成为维持现状而拒绝向更好方向发展的挡箭牌的时候，就令人厌恶了。对撒切尔改革的借鉴应该是它的精神，而不一定是某种固定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