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59年学生说粮食不够吃被打成“坏分子”( 二 )_红卫兵

【红卫兵|59年学生说粮食不够吃被打成“坏分子”】除了自我“暴露思想”、写“自传”外，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互相监督、揭发。她买条裙子，没敢穿，就有人找谈话要她挖掘思想深处的东西，问她追求什么。哥哥从外地寄来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揭发，认为是白专思想的表现。1965年正是“文革”前夜，“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高考录取“讲阶级”，出身不好的梁书香未被录取，只得回家务农。
回乡不久，“文革”开始。不过，“文革”开始时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等，农村并无特别动静，只到1966年的八九月，一些城里的红卫兵到农村来破四旧才感到“文革”的威力。红卫兵到各家各户搜书搜宗谱，农村人书不多，多的是宗谱，所以把宗谱集中到生产队门前一把火烧掉。农村的政治运动往往是被动的，所以，不是上面派“工作组”进村发动，就是城里红卫兵来直接动员。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也逐渐深入农村，农村也要一片红，人人带红袖标，家家挂红旗，但是像梁书香这种“四类分子”之家则要挂白旗，她父亲还要带上书“历史反革命”的白袖标。春节时，她二哥带着还不懂事的儿子从外地看望父亲，孙子指着爷爷的白袖标好奇地问爷爷的胳膊箍的怎么是白的。她父亲流泪说二哥：这样的家你带孩子回来干什么？
戴高帽游街、批斗挨打、受各种凌辱，成为“四类分子”的“家常便饭” 。大队有个四类分子原是大连海运学院教授，因“历史问题”从下放农村改造，以前看到村民春天往地里点苞米种的活费工费力，就发明了一台省力省工还节约种子的小型点种器。此时，却被认为是用小发明收买人心，是阶级敌人的新阴谋，贫下中农如果用了阶级敌人的小发明就是立场不清方向不明，是大是大非问题。结果那位老教授因此一次次被批斗、游街。开始还是让他推着播种器游街，后来干脆把那台小播种器挂在他脖子上批斗、游街。
1967年秋收前，梁书香到相邻公社办事，正赶上这个公社把全社的“四类分子”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两两互打，谁不使劲“革命群众”就狠打谁，结果互相打的人打来打去一个比一个狠，不一会儿都鼻青脸肿、口鼻流血，一些人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一旁观看者一个个乐不可支。北京作家肖复兴也回忆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相同一幕。1966年“红八月”，他是北京某校高三学生。一个雨天，胡同冲来一群红卫兵，闯进他住的院子，抄了院中一对“坏分子”夫妻的家后就开始痛打这对夫妻。忽然有一个红卫兵从同伴手中夺过皮带，扔给二人一人一根，冲他们喊道：“你们互打，打打对你们有好处，疼了，才能够触及灵魂，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他们两人谁也不动手，但在红卫兵的逼迫下只好挥动皮带。开始是轻轻地打，但在红卫兵的苛责下不得不互相都使起了劲，越打越凶，血从他们的脸上身上流了出来，和着雨水一起洇红…… (肖复兴：《槐花祭》，《随笔》2003年第4期)
梁的母校新金县七中，红卫兵小将把校长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关入“牛棚”，每天早上命令他们在操场上学乌龟爮，时时皮带、拳脚相加，有时把装满粪便的水桶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皮口镇小学高年级学生不过十一二岁，也自发跑到镇上，抄了一个旧社会小业主的家，不巧那天他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家，这群小学生大夏天把抄出来的皮大衣捂在老太太身上，又把围上围脖、戴上帽子和口罩，然后把她捆起来，一哄而散。等人赶来，老太太已经没命了。
戴高帽挂黑牌敲锣游街示众，似乎成了乡村娱乐，小孩们看游街都看上了瘾。秋天糜子熟了，看护糜子的社员敲锣打鼓赶麻雀，锣鼓声一传进村，梁书香邻居一个仅仅四岁的孩子，就喊游街的来了，哭着叫着让大人领着去看游街。这是“人之初”一种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教育，暴戾之气对一代人的影响，既深且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