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59年学生说粮食不够吃被打成“坏分子”( 三 )_红卫兵

1968年秋，“知青”到农村插队。他们村知青一来，首先就斗、打四类分子，并且打得更狠，当地农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残酷的场面，一些岁数大的觉得这些知青心肠太狠，但又不敢表现出来，但一些小青年觉得新鲜刺激，也参与到这种对四类分子的残酷折磨之中。“城市”往往被认为文明、先进于“农村”，城市的“知识青年”理应比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更文明，然而，在阶级斗争、批判人道主义的强化教育下，他们彻底接受了这一套理论体系，反而因此丧失了普通人所具有的“人之常情”，往往更残暴。
作家马波(笔名“老鬼”)回忆自己在1968年底从北京到内蒙兵团当“知青”时，他们这一群知青看到当地贫下中牧在开批斗会时根本没人认真听，嬉皮笑脸穷逗，心不在焉，吐口水玩，东倒西歪睡觉，大吃一惊，认为他们“阶级觉悟”不高。于是在1969年新年第一天抄了一个老牧主的家，以提高贫下中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观念” 。他们不仅抄了家，还暴打老牧主，把他打昏过去。但没想到，一位老贫农却挺身而出保护老牧主，争执中，他们把这位竟然保护“阶级敌人”的老贫农也打成重伤。几十个牧民在远处阴沉沉地看着，一位北京知青连忙手持红宝书向他们挥舞，表示他们是在执行毛主席指示，警告牧民少管闲事。（老鬼：《血色黄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页）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其父是“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她不但没有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没有抄家打人的资格，反被红卫兵抄家，父亲、外公被毒打，红卫兵还当着她的面把她外婆打倒在地，用皮带赶着她在地上爬，最后腿被打断。然而，几年后罗点点与几位女同学到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位叫三娃的妇女“作风不好”，而且家庭出身不好时，这几个女知青一商量，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一天下午，她们几个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回家做饭的三娃，围成一圈，“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轮流抽打，把她打得头破血流。没想到，这时一些老婆儿老汉儿走到她们跟前劝道：“娃娃们，下回不敢了啊!一个村里生着(住着的意思)，打坏了人了不得哩。”她们却不知深浅地回答：“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村里人仍劝说：“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吗？”罗点点承认，这一切“都让我们心惊，都在我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之外” 。“我们为捍卫道德纯洁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来显得那么软弱和丑陋。”“显然那些在北京人们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一抓就灵"的手段用在这里，就像旷野里的声音会被大山吃掉一样，也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而且吃得连骨头都不剩。”（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48-250页）“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此话格外值得玩味。红卫兵、“红色恐怖”从北京发起，从北京最好的学校发起，甚至在北京已无资格打人、而家人被红卫兵毒打的学生此时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地打人，“北京”或者说“城市”与“乡野”，此时此刻究竟孰“文”孰“野”？
城里来的知青还将城市已经强制推行的侵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推向农村。在他们村，知青带来的“新花样”是社会上下工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复杂烦琐地“请示汇报”，跳“忠字舞” 。当然，“四类分子”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规定“请罪”时必须一躬到底，头要低于屁股，还要背长长的“请罪词”，如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请罪，向林副统帅……向工人阶级……向贫下中农……如有一人背错，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余人都要重新“请罪” 。还规定从生产队回家的路上也要大声背“请罪词” 。“每天每天，几个四类就这样白天请，晚上请，队里请，路上请……”1968年底，她结婚时与未婚夫一起到公社登记领证，管登采访人员按惯例，要所有领证者先做“三大件”，先挥动《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读语录，唱颂歌跳忠字舞。到此办其他事者，也连忙与她们一起做“三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