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饥荒年农民久饿后突然猛吃被撑死( 四 )_农民|饥荒人物|大学食堂|三农

“当时村里还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个百姓九个贼，谁不做贼饿死谁；十个百姓九个偷，一个不偷小命丢。”这确是当时农村的写照，为争粮而吵闹分家的更是突增，根本不是时下某些“历史”所说的“路不拾遗”、“物质贫困，精神高尚” 。在何等情况下，父母才会默许、纵容甚至帮助子女“偷窃”？任何时代、社会都难免盗窃，但盗窃成风，却是体制使然。
辽南并非贫困地区，更非当年“大饥荒”的重灾区，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某些“重灾区”的惨状可以想见。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上千万的饿毙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城里人虽然不少也营养不良，甚至饿得浮肿，但维持生命的口粮却有保证。保城市，尤其先保北京、上海，再保其他一线城市，然后是二、三线城市，农村基本靠“自救”，是当时情况下的“弃保”策略。因此，她大哥能从上海带回细米白面甚至香油，三哥四哥能把一些口粮带回家。“外援”使梁书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城乡的天壤之别，对姐姐从县城带回的21斤苞米面，她感叹道：“这21斤苞米面放在今天可能谁也不会当回事，可在那时，简直粒粒赛珍珠，等于是几条人的命。”此话平平常常，但道理却深刻。一切，都由条件决定。寻常日子，每天一斤或几两粮差别确实不大，但在“那个年代”，正是这一斤或几两粮，就决定了哪些人生，哪些人死。这就是差别，就是当时的等级差别，当时的城乡差别。差别之大，大到生死。
1962年，农村政策大幅度调整，允许“三自一包”，仅仅一年就大见成效。“1963年的秋天，辽南农村与人相依为命的地瓜，竟由1962年2块钱1斤降到现在3毛1斤，有的地方卖到1毛钱，自由市场的农产品也丰富多了。”大饥荒终于过去。
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几乎任何私有财产都被剥夺。梁书香的父亲曾养几十箱蜂和以前用来装蜂蜜的大缸在“公社化”中都被没收。不仅如此，“家里的铜火锅、铜盆都被搜走，就连母亲躺柜上锁用的铜扣子也未幸免，被钳子钳下来为大跃进服了务……村里干部隔一两天晚上就要召开一次社会大会，动员大家把东西都交给集体。”
民主体制的缺位是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所有信息完全被“领导意图”掌控，只有符合领导意图的信息才能发送，最后是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使最高领导自己也被虚假信息误导。而弄虚作假以应付领导要求的做法，其实又是在领导权力的干预下直达社会最基层而实现的。
梁书香清楚地记得1958年两个生产队长在“誓师会”上互比数字，越来越离谱，社员都大笑起哄。但是，“当时谁不说不吹谁不执行上级精神谁就没有好下场。我那大队的前任大队长就因为反对在秋收时，把人马拉出去搞深翻搞大炼钢铁被罢了官。这笔账还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批斗，在‘喷气式飞机’高压下流的汗水溻湿了脚前的地皮。”有个小队会计被上边逼迫编报了虚假产量后，看到粮食被征走后空空的生产队和社会家，越想心中越有愧，就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写信，反映被逼造假真相和小队粮食实际产量。但这封信不知在哪一级被查出，结果，“那个会计讲了真话则直接就被公安局开来的警车带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铐上了手铐带走，送到监狱一关三年，后来人是稀里糊涂放了，可放出来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了。”
事实再一次说明，不许反映真实的信息自由、公开流动，最终会酿成大祸。各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各种指标上“层层加码”最后互相攀比到荒谬地步，根本原因是干部评价、升迁、惩处标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