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高适在50岁前穷困潦倒，5年内成为节度使，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之人_高适|节度使|唐朝|李隆基|洛阳

《大明王朝1566》中有一个片段始终令我印象深刻，胡宗宪用两首诗分别来形容自己和海瑞。一首是岑参的诗，寓意他自己。而给海瑞的这一首，名叫《封丘作》，他的作者正是本文的主角，唐代诗人——高适。
【高适|高适在50岁前穷困潦倒，5年内成为节度使，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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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适来说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初入官场的身份转变，从前是民，现在是官，进来了就得遵守体制规则。规则是什么？讨皇帝欢心。唐玄宗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可视为大唐历史的分水岭，表面上盛世仍在延续，可翻开《资治通鉴》，类似“民始困苦”、“民无所诉”、“萧然秋怨”等等随处可见。此时的统治阶级，再不复开元年间进取的斗志，进入到皇帝“专以声色自娱”、宰相“杜绝言路，掩蔽聪明”的状态。对此，史书里一针见血——“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 。说白了，只要宰相李林甫能哄得唐玄宗开心，让他尽情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幻象之中，他又怎么会去在乎李林甫打压异己的行为。上行下效，宰相尚且如此，底层的官员自然也只顾着欺压百姓，谎报太平。高适当时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官场状态。他飘零半生，好不容易挤进官场，本想着振兴家族、一展抱负。可向他压来的，是体制内的繁文缛节、是小吏对百姓的欺压、是官僚对上级的阿谀奉承，从上到下同流合污，打着维持秩序的幌子，干着欺上瞒下的勾当。高适看着这一切，一定会想起，从当年被迫住到宋州孟渚的郊外，再一直到不久前，自己不也是个忙于耕种的普通百姓。为什么现在做了官，反而就得对他们下狠手呢？甚至当高适将这些说给家人听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嘲笑，这也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对此已是默认的状态，难以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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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悲愤和不满积累在高适的胸中，他终于难掩失望之情，当理想在现实中破灭之时，他想到的，是再一次的归隐田园。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适留下了那首著名的《封丘作》，辞官而归。《封丘作》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然而，来自幽州的渔阳铁蹄已冒着滚滚狼烟惊醒了大唐盛世的美梦，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无数人的命运遭到改写，被裹挟在浪潮之中，高适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高适52岁。身处成都的他已腰佩鱼符，成为了天子近臣。回想五年前，高适辞官出游河西，做了名将哥舒翰的幕僚。而叛乱爆发时，唐玄宗依然听信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唐军兵败如山倒，高适欲为哥舒翰辩诬，于是奔赴行在，见到了逃难中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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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转机就此出现——玄宗指挥失当致使京师沦陷，他不做补救反而抛弃臣民出逃，马嵬之变贵妃自尽，太子李亨又去往凤翔另立朝廷。当下军士人心浮动，又怎能让已颜面扫地的天子下令再往成都走。正在为难之时，高适恰到好处的递上了台阶：“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就这一句，换来了“谠言义色，实谓忠臣”的表彰，更让高适绯衣加身，成为了“权幸惮之”的谏议大夫。如此圆滑且成功的政治投机，这还是当年那个负气罢官、气质自高的高适吗？其实不然，此时半路离开的太子李亨已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奉唐玄宗为太上皇。“二元格局”之下大唐的兵马、人力和政治资源都在迅速向新皇帝靠拢，唐玄宗手里的权力正逐渐流失，仅能维持表面的尊贵，他封出去的官又能掌握多少实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