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袁世凯为什么要下令枪毙王治馨( 二 )
民国初年枪毙的省部级腐败大员，王治馨是第一个 。此举受到人民称赞 。著名采访人员黄远庸在报道中写道：王治馨被捕审理后，“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恭刊此项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 。盖诚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 。”(《老新闻》，第1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另有人写道：“凡闻王治馨饮弹而死者，莫不大快于心 。”(景岱：《书林拾贝》)
杀人灭口？
而国民党的要人张继却持有不同见解，他始终怀疑袁世凯枪毙得赃仅一千多元的王治馨，与1913年3月20日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案有关，说王治馨“好言不谨，袁氏疑之，杀人灭口也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60页)原来宋教仁被刺身死后，北京的国民党人在湖广会馆召开追悼大会，要求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会，赵秉钧未去，派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为代表前往 。党员群起质问 。王治馨在会上说：“赵(秉钧)、宋(教仁)因政党内阁问题，颇有密切关系 。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 。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 。及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 。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 。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媒 。唯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 。”(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36-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次日，袁世凯从报纸上看到王治馨的答词非常气愤，说：“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 。”(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59页)有的学者也据此认为王治馨出卖了袁世凯，袁世凯将其枪毙掺杂了很多私人恩怨因素，或是别有用心 。
王治馨的话，确实让人对凶杀案的主谋者进行猜测 。但王治馨说袁世凯并不同意洪述祖提出的“收拾一二人”办法，指出“实属不合”，已经将袁世凯开脱出来 。故袁世凯虽然非常气愤，也不过认为王治馨“措词太不检点”而已 。若仅凭这一点就断定袁世凯下令枪毙王治馨是进行报复或杀人灭口，恐怕有些武断 。
袁世凯想在开创时代就杜绝贪腐
条例并非针对个人
应该看到，袁世凯制定《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的本意，是防止全国大小官吏贪赃枉法，并非专对王治馨个人 。对其他赃官，袁世凯照样加以严处 。如同年9月17日，他就下令将枉法得赃二千五百元以上的霸县知事刘鼎锡枪毙 。1915年2月8日，宣告办理清乡、遇事婪索赃款的广东陆军步兵第二团团长苏汝森死刑，即日执行 。同年4月9日，下令缉拿贪官陕西前任财政司长张益谦;批令通缉被控贪赃的湖南常宁县知事刘锡珍 。王治馨之所以成为民国初年首个被枪毙的高官，只是因为他自认为在军警界颇有势力，又有强大的后台赵秉钧庇护，肆意妄为，声名恶劣，在众目睽睽的首都北京，很快为肃政史和袁世凯所得知 。大理院根据《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王治馨死刑没有错，袁世凯下令枪毙王治馨也是以该条例为据，与私人恩怨无关 。
在枪毙王治馨的第二天，袁世凯颁发了一道命令，首先说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尚称得力 。民国成立，历官内务次长、巡警总监，亦有微劳 。不意在顺天府尹任内，改行易操，竟有鬻官纳贿情事 。其罪既无可宥，未便因其前功足录(编者注：值得记上一笔)，致使国家法律屈而不伸 。继而指出：京内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恐怕还有，“毖后惩前，不可不引为大戒 。须知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贿赂公行，阘茸(编者注：音踏荣，低劣无能之辈)竞进，国无不乱 。”“如果政以贿成，官以利市，不特薰莸(编者注：音熏犹，香草和臭草)莫辨，曲直混淆，庶政因之堕坏，且长官取诸属吏，即使为数无几，而属吏之倍蓰(编者注：音背西，数倍)取偿于人民者，其受害奚啻数十百家 。痛苦之深，何堪言喻 。……此等枉法婪赃，比诸盗贼杀人劫财，殆有过之 。……现今国势艰危，果令上下一心，孜孜求治，犹虑不足图存 。设再贪浊成风，其何以国 。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编者注：各得其所)，国之肥也 。’而小廉必自大法始 。凡尔有位，其共勉之 。”(《政府公报·命令》，191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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