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徐光启虽然遭遇了多次试种失败却丝毫没有丧失信心，并在多次尝试改造土壤和灌溉条件后取得了最终成功，并且试种的产量与原产地没有差别，达到了当时水稻、小麦产量的十倍以上。
在这一成果的巨大鼓舞下，徐光启写下了甘薯生产的详细指导书《甘薯疏》，并向朝廷建议全国推广甘薯种植。在徐光启倡议和技术推广下，甘薯栽培很快遍及了全国，并在清朝中期达到了顶峰。
甘薯的成功推广，证实了徐光启认为的绝大多数引种作物都可以推广的理念，对其它高产作物（如玉米、土豆）的推广起到了引领作用。
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引起了粮食生产的爆发，奠定了“康乾盛世”人口爆发的物质基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徐光启开启了中国“人口爆炸”模式。
1622年，告病回乡的徐光启在他的农庄继续研究农作物的引种和试验，并同时搜集整理资料，完成他毕生的愿望，撰写《农政全书》。然而，直到1633年徐光启病逝，这部巨作仍然没有完成最终定稿，最后在其弟子陈子龙等的校订下于1639年刻板付印。
这部煌煌巨著不仅包含了对农业政治经政策的详细论述，更是重笔浓墨地总结了农业耕种技术和新作物的推广，全书涉及栽培植物159种，救荒植物414种，可谓一部农业的百科全书。
书中善于总结前人成果，涉及文献225篇，却又不迷信前人结论，总是能根据自己的试验结果，指出前人错误和不足，完全符合科学求真证伪的逻辑，贴合现代科学著作的风格。
植生所
徐光启病逝后，他的家人将他归葬至他心心念念的农庄旁边。他的一支后人在他的墓旁结庐守护，繁衍生息，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初名徐家厍，后因三河交汇处，改名徐家汇。
300多年后，新中国在徐光启墓正东2公里的地方建立起了专门研究植物的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而在徐光启墓正南1公里处建立起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试验田基地。
文章插图
这个研究所一经成立就对中国的植物和农业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开启了中国植物营养生理、逆境生理和光合作用的先河，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也造就了罗宗洛院士、殷弘章院士、沈善炯院士等一系列中国现代植物科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奠基人。
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也几经更名变成现在的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中心，但它对于人类植物和农业科学的贡献却益发重要。
数十年来，这所小小的研究机构在世界植物科学领域作出了大量的原创性成果，还先后培养和造就了十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科学人才。
近年来，这个单位更是迎来了成果的井喷，屡屡登顶学术界的顶峰，其学术影响力渐渐走到全球植物学界舞台的中央。正如植物学权威杂志《Nature Plants》2017年社论文章指出的那样，“经历了长期的积累，中国植物生物学再次在全球建立了卓越地位”。
冥冥之中
一代代中国的植物和农业科学家
在先人们的身旁继承着他们未竟的遗志
沿着他们求真务实
为国为民的脚印继续前行
编辑：许琦敏
图片：徐家汇源网站等
责任编辑：任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