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比梁思成、林徽因考察早20年 伯施曼对于近代建筑有何影响?( 三 )


1925年南京中山陵和1926年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正值伯施曼著作出版之时 。两处主体建筑在整体造型和细部处理上并没有明显地效仿任何伯施曼著作提供的实例 。建筑师吕彦直曾作为茂飞的绘图员 , 在1919年参与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中国风格校园建筑的设计 , 所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了解应当另有来源 。不过从两处建筑群的个别小品和一些细部依然可以看出他曾参考了伯施曼的著作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 中山陵祭堂前广场两端的华表的柱头、柱身甚至须弥座的造型都与《中国建筑与风景》与《中国建筑》中的华表如出一辙 。
梁思成|比梁思成、林徽因考察早20年 伯施曼对于近代建筑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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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园的藏经楼 。卢树森摄于1935年 。
上述实例说明 , 20世纪20—30年代大多数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尚缺乏系统了解 , 且无力实地考察 。在这种情况下 , 一些有关中国建筑的图片材料便充当了中式建筑设计以及有关论述的参考 。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与风景》和《中国建筑》所记录的中国建筑类型丰富 , 图片清晰 , 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尽管伯施曼著作中的材料得自当时中国的14个省 , 具有广泛性、多样性 , 但上述建筑家们并无意效仿其中装饰繁冗或造型夸张的地方风格 , 而更倾向于参考清代的北方官式建筑进行修改 。伯施曼也因此通过自己的调查服务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式建筑的创作 , 或如傅朝卿所说的“20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 。
不仅如此 , 伯施曼还通过这些资料与自己的见解对中国近代以营造学社为主导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1924—1927年 ,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 , 伯施曼《中国建筑与风景》的英文版以及《中国建筑》先后出版 。但梁思成对它们连带其他一些同时期西方学者的中国建筑研究著作并不满意 。梁思成曾在1947年评论说:“他们没有一个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 , 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一知半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拒绝参考这些西方人的研究 , 如他在1935年与学生刘致平合作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就包括了“台基”“石栏杆”“店面”“柱础”“琉璃瓦”等中国建筑细部的分类介绍 , 这些内容在伯施曼著作中也都有详细的对应材料 。
梁思成|比梁思成、林徽因考察早20年 伯施曼对于近代建筑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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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的华表 。
梁思成的著作中还转用了伯施曼著作的一些调查材料 , 如其《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北京西山无梁殿即引自伯施曼著作 , 而且梁思成还注明这本书的北平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也描摹自伯施曼著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 梁思成所描摹的金刚宝座塔删除了原图中的雕刻 , 这表明他研究中国建筑的视角与伯施曼有所不同 。科格尔曾说:“梁思成试图根据西方学院派的体系寻找中国民族建筑的一种新表述 , 而伯施曼则以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去涵盖一个依然活生生的文化 。”金刚宝座塔的两种不同表达进一步说明 , 对于伯施曼来说 , 建筑是一种意义的载体 , 他不能忽视其含义;而对于梁思成来说 , 传统建筑的造型和结构更重要 , 因为只有它们对现代建筑有借鉴意义 。
1932年伯施曼通过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致函中国营造学社 , 并附赠他的著作《中国宝塔》 , 表示希望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 。伯施曼随后受到营造学社聘请 , 他的工作因此也更为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所了解 。1932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本社记事”中曾提到伯施曼的赠书及营造学社的另一位通讯研究员德国学者艾锷风(Gustav Ecke)与中国社员翟兑之、叶公超合作对赠书进行节译的消息 。同年9月《汇刊》第3卷第2期“本社记事”中还有朱启钤对伯施曼赠书的说明 。而伯施曼著作中的其他一些实例 , 如《中国建筑》中的“苏州玄妙观”和“西康雅安高颐阙”等 , 也应当为中国营造学社按图索骥进行古建筑调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此外 , 营造学社社员王璧文(璞子)在1943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建筑》 , 书中的“苏州玄妙观弥罗阁”“北京妙应寺塔”“四川灌县竹索桥”等插图也是采自伯施曼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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