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大量令人赞叹的丰富文物及祭祀坑多层累积的年代测定 ， 还为如何看待和解读蜀国古史传说提供了新的参照坐标 。西晋文学家左思著《蜀都赋》云：“夫蜀都者 ， 盖兆基于上世 ， 开国于中古 。廓灵关以为门 ， 包玉垒而为宇 。带二江之双流 ， 抗峨眉之重阻 。水陆所凑 ， 兼六合而交会焉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之为国 ， 肇于人皇 ， 与巴同囿 。至黄帝 ， 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 ， 生子高阳 ， 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 ， 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 ， 武王伐纣 ， 蜀与焉 。”对于诸如此类的蜀国古史传说描述 ， 尽管并非孤证 ， 后者还见于《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海内经》等典籍 ， 但由于缺乏并无从进行确凿的考订 ， 过去史学家多半持审慎接受态度 。
三星堆考古表明 ， 许多古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 而往往是有一定史实背景的 。《大戴礼记·帝系》《史记·夏本纪》均称 ， 颛顼产鲧 ， 鲧产文命 ， 是为禹 。这就是说 ， 夏王与蜀王均为颛顼的后代 ， 因而夏文化与蜀文化自应有一定的关联 。有趣的是 ， 三星堆发现的陶盉和玉璋 ， 与位于洛阳东部偃师境内的夏文化遗址二里头考古发掘出的盉和玉璋 ， 存在明显彼此交流影响的痕迹 。而依据《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 ， 包括楚先世在内的所谓祝融八姓也出自颛顼 ， 巴蜀与荆楚之间也不乏联系 。这个传说不仅已有若干古文字材料可作参证 ， 也在近些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可见明显痕迹 。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容器 ， 显然与湖南、湖北的同类出土品在形制上有渊源；而湖南长沙征集的楚公戈 ， 年代是西周晚期 ， 却富有蜀戈的特色 ， 蜀、楚关系可见一斑 。
三星堆考古及探源工程 ， 正在为我们掀开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互学互鉴的神秘面纱 ， 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砥砺同行的演进历程 。这是对历史的寻根 ， 也是对今天的启示和未来的展望 。中华先民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 ， 激励我们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更加精彩的历史华章 。
（作者：钱念孙 ， 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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