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即宏观：边疆的有形和无形，认知的设限和无限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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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运动
遥望星辰，宇宙间的稳定是一种平衡，再结合天体自身的运行来看，这又是一种动态平衡。纵然偶有脱离轨道的暂时凌乱，也会有股力量再把它拉回。既然宇宙如此，人也逃不出其中的规则，所以，真正的长久之计乃是融入这种动态平衡中，找准这股力量的频率和节奏而适应进去，却不是对抗它。纵使冬天吃着反季节水果，煮着火锅喝凉啤酒，却也不能整天那个样子，这当是最直观的体会了。所谓“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 ，人既生于宇宙间，则本身必内藏宇宙奥妙之理。人事亦然，有的人你得绕着他转，有的事你的拐着弯来，而正途却是只能始终围绕着“向心力”的那一点，这个“向心力”看不到，它是“无” ，而天体运动看得到，它是“有” 。
从《黄帝内经》看，人体脏腑对应着日月星辰，相生相克，是互斥还是相吸同样暗合其理。有的人见到莫名喜欢，有的人见到莫名讨厌；有的事听说莫名称道，有的事听说莫名不值……无论人自己有多想不通，发生了的事自然有它的支撑。理通事不通是经验不足；事通理不通是学识不够。
我的风格一向是向人的自我内部内探究，而最近几天，我发现了几篇文章，系统地向外探了探宏观，写的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折腾和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不折腾，乃至当下结束过的美国大选及其未来走势。让我惊奇的是，这几篇文章探究出来的道理跟我向内探出的道理竟然一模一样。

法国大革命
作者谈到：

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美国的“国父”们对此立即产生了分歧，甚至还闹掰了交情。华盛顿的副总统，同时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对法国大革命嗤之以鼻，而时任华盛顿的国务卿，后来当选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杰斐逊认为，法国大革命无与伦比，愿意流血的民众拥有推翻暴政的权力，其名言是：“自由之树，必须用爱国者的鲜血浇灌以保常青。 ”他甚至主张美国应该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 ，以保证浇灌美国“自由之树”的鲜血不至于短缺。很显然，这两人最终反目成仇。
最终还是华盛顿和了个稀泥，他在其告别演说中明确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它国，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华盛顿认为亚当斯与杰斐逊的争议是无谓的，美国不需要对法国大革命有态度，同时也不会出现和法国类似的问题。

华盛顿

后来的美国历史应验了华盛顿的判断：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没有对欧洲事务明确表态，在内政上也没有像法国那般纠结于“民众是否有权用暴力推翻政府”的问题。反应亚当斯思想的美国宪法原文和杰斐逊思想的修正案前十条（所谓《人权法案》）公然摆在一起，并行不悖，两百年来一直没出什么太大的乱子。而法国却一直在反复纠结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百年中，法国人相继成立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两个王国、外加一个公社，但直到今天也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这基于同一套理念建立的两个共和国为什么一个超级稳定，一个却纷争不断。

1893年夏季，一名叫做弗雷德里克·J·特纳的历史学教授在威斯康星大学做了一次他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演讲，他提出了一个解释美国历史新假说——边疆假说。
特纳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在过去一百年中维持整体稳定、迅猛发展，而不像欧洲那样频繁陷入动乱和内耗，并不是美国制度高人一筹（像制度史学派所主张的），也不是因为以盎格鲁·萨克逊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天然优越（像种族主义者所主张的），也不是单纯因为民族传统中的保守主义使然，更不是单纯因为“上帝保佑美国” 。所以，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西部长期存在一条可开拓的边疆，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地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