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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及嫖娼行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但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 我们国家从法律上取缔卖淫嫖娼行为 ， 而没有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样 ， 实行卖淫嫖娼合法？既然卖淫嫖娼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余毒 ， 为什么在我国消灭了阶级以后 ， 卖淫嫖娼行为仍然存在？
近日 ， 某李姓艺人嫖娼等不轨行为坐实 ， 引起了较大的舆论漩涡 。 人们在痛斥这位公众人物为何不爱惜羽毛的同时 ， 其嫖娼行为也引发了公众热议 。 娼妓及嫖娼行为 ， 一直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顽疾 ， 无论是前现代还是现代 ， 此种现象犹如水上凫鸭 ， 载浮载沉 ， 而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该问题所呈现的不同形态 ， 也不禁让我们掩卷深思 ， 仅仅用“道德-非道德”“文明-非文明”二元对立的思路来看待就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吗？
一、中国古代的娼妓
话说中国古代娼妓之盛 ， 已是无法掩盖的定论 。 如果将嫖娼等行为视为一种交换 ， 那么嫖娼行为在中国大概起源甚早 ， 当私有制及交换观念逐渐成熟 ， 且两性之间日益不平等时 ， 嫖娼行为也就随之出现了 。 但卖淫最初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神圣卖淫”的说法 ， 指的是古代巴比伦女子在神殿与拜客发生性关系以奉神 ， 我国原始社会的“巫娼”也属于此类 。 值得注意的是 ， “娼”字的本来意思多指从事乐人、舞女等带有娱人性质的职业 ， 这暗示着两者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 。
在古代中国 ， 齐桓公时就已设置“女市”“女闾” ， 用来安置奴隶、款待游士、收取租税并供齐桓公娱乐 ， 这便是我国官方经营官妓的开端 ， 而民间私妓更是日益勃兴 。 春秋战国时期 ， 官妓与私妓如井喷般发展的原因在于 ， 私有制快速发展与政治局势骤然变化 ， 导致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分化 ， 部分女性沦为奴隶等底层群众 ， 对于她们而言 ， 能够利用的仅仅只有自己天然的性别优势 。 另一方面 ， 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趋势改变了人们对于整体世界的看法 ， 自己可以沦为商品也可以视别人为商品 ， 而对享乐的追逐也让人们释放出了天然的欲望 。
影视剧中的齐桓公
官妓与私妓的出现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娼妓的两大属性 ， 此后历朝历代官方基本都设有一些类似的机构 ， 里面的娼妓主要来自于战俘、犯罪官员的家属及其后代 ， 当然也有甘愿卖身为娼的 ， 这表明中国古代官府对于娼妓问题的态度是持开放态度的 。 在中国古代的大城市里面 ， 今天我们称之为“红灯区”的区域并不少见 ， 唐代长安城内最著名的区域当属平康、北里两坊 ， 《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里面记载汴京、临安两城的娱乐场所瓦子广布 ， 这里面也牵涉到了不少皮肉交易 。 当然 ， 对于中国古代娼妓的划分不应该如此简单 ， 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
在中国古代 ， 娼妓虽然地位卑微 ， 属于“贱民” ， 但是其内部也有高下之分 。 级别较高者 ， 不单单只以容貌肉体作为资本 ， 她们亦要学习琴棋书画等高雅技能 ， 诗词歌赋一类的就更不在话下 ， 这类娼妓主要服务于文人墨客等高雅人士 ， 通常自称为“只卖艺不卖身” ， 但若遇称心文人 ， 亦可春宵一梦 ， 那些只做皮肉生意的大多属于低层次的娼妓 ， 服务对象当然也是底层人民 。
（明） 唐寅 《陶榖赠词图》局部
娼妓的这种分流 ， 是其商品本质发展到烂熟的一种表现 ， 为了取悦于不同阶层的男性 ， 也为了契合当时整体的文化样貌 ， 娼妓不得不将自己包装成消费者理想中的样子 。 正是这种分流 ， 使得娼妓的形象在历史中也是暧昧不清的 。 高举道德大旗的卫道者 ， 痛斥嫖娼有违伦理 ， 伤风败俗 ， 对其口诛笔伐 ， 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 ， 包括柳永、唐寅等著名文人都对娼妓并无畛域之见 ， 反而相处极为融洽 ， 而不少文学家亦将娼妓塑造为正面形象 ， 例如家喻户晓的故事《玉堂春》里的苏三 ， 就是有情有义的象征 ， 包括像“秦淮八艳”风尘女子皆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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