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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民间的典当成为主导，自由竞争推动了典当业的繁荣发展】典当业的非寺院化、非官商化使明朝典当业成为中国古代典当史上唯一由民间典当主导的朝代 ， 典当业真正进入了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主导的时期 。 明朝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 ， 使资金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 ， 为典当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 白银的广泛流通和农商皆重思想的产生 ， 为民间典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 面对巨大的发展机遇 ， 民间资本很快捕捉到了这个商机 。
以亲缘、乡缘为纽带的商帮的兴起是明朝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 积攒了大量资财的商帮纷纷开设典当 ， 从而诞生了徽商典当、晋商典当、闽商典当等一大批商帮典当 ， 在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过程中 ， 商帮典当与非商帮典当之间、商帮典当与商帮典当之间、同一个商帮典当各个不同家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 成为推动典当制度改进与完善 ， 推动降低典当交易成本的重要力量 。
明朝民间典当之间的市场竞争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商帮典当与非商帮典当的竞争 ， 这是最基本的竞争层次；第二个层次为商帮典当与商帮典当的竞争 ， 这是最普遍的竞争层次；第三个层次为商帮典当内部的竞争 ， 这是最高的竞争层次 。
商帮典当与非商帮典当的竞争 ， 据傅衣凌先生考证 ， 宋朝时山西、徽州、浙江等地的商人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些商人在跨区域经商过程中以亲缘、地缘为纽带抱团经营 ， 结成团体参与竞争 ， 逐渐形成了地域性商帮 ， 成为左右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 如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徽州府的徽商 ， 太湖一带以太湖洞庭山命名的洞庭商 ， 浙江龙游一带的龙游商 ， 山西的晋商 ， 陕西的陕商 ， 福建的闽商等等 。
郑小娟总结了徽州商帮形成的两个条件：其一是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 ， 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 ， 有结成商帮的必要气比较精辟地说明了徽商形成的原因 ， 这也是其它所有商帮形成的重要原因 。
这些商帮靠经营食盐、木材、茶叶、丝绸等积累了大量财富 。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市场有大量的资金需求 ， 而以前寺院和官营典当都已不存在 ， 金融日益成为稀缺性资源 ， 精明的商帮看中了这一商机 ， 纷纷投资典当业 。 王廷元认为 ， 面对市场巨大的资金需求 ， 积攒了雄厚实力的商帮以典当形式放债取利是最适合的选择 。
周建波认为 ， 典当多为小额抵押贷款 ， 其风险可以得到较好控制 ， 获利较为稳定 ， 对那些资本雄厚的人来讲 ，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气傅衣凌、黄仁宇王廷元、王世华、范金民、夏维中、刘建生、曲彦斌、郑小娟、周宇对明朝商帮典当参与市场竞争情况进行了全面阐述 ， 认为商帮典当在与非商帮典当的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
如王廷元考证 ， 明朝徽商典当遍布江南 ， 如江苏的扬州 ， 典当全部由徽州商人开设 ， 扬州府属的各个县和乡村的典当也多由徽州人开设 ， 非徽商典当很快在竞争中衰落 。
曲彦斌考证 ， 闽商典当、晋商典当也在各地开设 ， 全国各地的典当业多为商帮经营 。 黄仁宇的文章《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 对冯梦龙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反映的明朝后期商业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 认为明朝后期商帮发达 ， 许多典当皆为徽商、晋商开设 ， 而非商帮典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从属地位 。
商帮典当与商帮典当之间的竞争 ， 明朝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产生了徽商、洞庭商、江右商、山西商、闽商和粤商等地域特色鲜明的商帮 ， 这些商帮虽然主营业务各不相同 ， 但大多都涉足典当 。 徽商典当、闽商典当、晋商典当、陕商典当等商帮典当按照各自的经营之道 ， 展开激烈竞争 ， 通过各种方法手段降低交易成本 ， 争取更多当户和更多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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