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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去律师袍，她经历了一个普通女性的苦难(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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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发现 ， 自己成了詹娜 。

但这不是报应 。 不是命运的玩笑 。
只是脱去了律师袍的泰莎 ， 经历了一个普通女性的苦难 。
她终于意识到 ， 自己曾经维护的所谓正义 ， 是一个打根起就倾向于男性的天平 。
而曾经的胜利 ， 也不来自于她自己 ， 而是来自于那身本属于男性的律师袍 。

疑罪从无、对抗制审判和陪审团制度 。
依旧熠熠生辉 。
但是在男性主导的司法体制下 ， 它被解释、演绎、扭曲成了对受害者的拷问 ， 一场心理魔术 ， 一场催眠表演 。
在故事的结尾 ， 在注定的败诉即将到来前 ， 泰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
当一个女性收到了侵犯 ， 那是一种腐蚀性的创伤 。 开始是身体深处的恐惧和痛苦 ， 接下来会蔓延到思想和灵魂 。
之前 ， 我会以证言不一致作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理由 。 作为一名律师 ， 我深知法律要求证据要维持一致 。
但是在性侵案件中 ， 我们还应该把一致性作为判断证据可信度的标准吗？
这是泰莎的台词 ， 也是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茜·米勒的心声 。
作为一名曾经的刑事辩护律师 ， 《初步举证》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于她真实的工作经历 ， 尤其是在悉尼红灯区国王十字区工作的那段时间 。
那里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边缘的年轻人 ， 是性和毒品泛滥的街区 。 在那里 ， 性侵犯案件源源不断的涌来 ， 让她认识到一些看似无害的夜晚 ， 如何演化成一生的梦魇 。
当她和朋友们在餐桌上谈论这些案件时 ， 换来的往往是惊讶 。 但是她觉得这还不够 ， 她希望人们能够更深入的感受和理解 ， 而戏剧 ， 成为了实现这种通达的方式 。

米勒表示：“我认为作为一名前刑事辩护律师 ， 我可能会因为质疑司法系统的一些原则而受到批评 。 ”
但她强调 ， “我确实相信疑罪从无概念 ， 但与此同时 ， 我不认为对抗性审判制度适用于性犯罪的领域 。 所有盘问的目的 ， 只是在破坏受害者的记忆 ， 并强化了围绕建立在强奸文化和神话存上的定型化的陈旧观念罢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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