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纽西|讲座︱晏绍祥：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五 )
欧吕普托莱摩斯还搬出了历史先例：公元前411年 ， 阿利斯塔库斯不但参与了“四百人政府” ， 推翻民主政治 ， 还在逃亡时利用奥伊诺伊要塞的驻军将领不清楚情况的机会 ， 将其出卖给了底比斯人 。 尽管如此 ， 阿利斯塔库斯被捕后仍获得了一次单独审判的机会 。 欧吕普托莱摩斯认为 ， 既然这样的人都可以被单独审判 ， 那么对打败了敌人的将军们 ， 剥夺他们辩护的权利是不合适的 。 接着 ， 欧吕普托莱摩斯详细说明了将军们如何区分责任 ， 在战场上如何开会商讨：当时狄奥麦东主张打捞 ， 埃拉斯尼戴斯则想要追击敌人 ， 最后塔拉叙鲁斯提出 ， 一部分人打捞 ， 另一部分人追敌 。 欧吕普托莱摩斯还讲述了将军们的具体做法：每位将军抽出3条船 ， 加上10条舰长船、10条萨摩斯的船以及3条副统帅的船 ， 共47条船只负责打捞 ， 其余的追击敌人 。 当时海上尚有12条船剩余 ， 如果只审判将军 ， 而不审判负责打捞者 ， 是不合适的 。 或者可以认为风暴应当负责 ， 之后再进行细审 。 对25条船上幸存人员的情况还有争议 ， 但他们应当没有全部淹死 。 除了前面提到“抱着饭盆上岸”的人 ， 将军埃拉斯尼戴斯也曾落水 ， 但是最后被救起 ， 所以应当有部分落水者幸存 。 欧吕普托莱摩斯指出 ， 雅典本是胜利一方 ， 但现在像个战败者似的进行追责 ， 这不合适 。 他坚持建议按照坎诺努斯法 ， 每人进行单独审判 。 他的发言显然赢得了相当数量的人支持 ， 所以公民大会在他的建议与议事会的建议间摇摆 。 在第一次表决中 ， 支持欧吕普托莱摩斯的建议者占多数 ， 但是此时麦奈克莱斯出来干预 ， 他指出表决不合法 ， 并且发誓 。 这可能是由于欧吕普托莱摩斯的建议没有经过议事会 ， 而是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提出 。 在麦奈克莱斯反对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投票 ， 卡利克塞努斯提出的动议被通过 。 最后公民大会对将军们进行了投票 ， 结果主张定罪者居多 ， 于是当时从雅典出发的8位将军均被定罪 ， 而尚未逃亡者被处死 ， 这是色诺芬的记载 。 但古代也有提到10位将军都被处死的传统 ， 晏绍祥教授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 这一说法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记载 ， 他可能也是道听途说 ， 不像色诺芬记载的清楚 ， 后者明确提到了无责者、病死者和逃亡者 。 根据色诺芬的说法 ， 没过多久人民就后悔了 ， 对“欺骗人民者”提告 。 这过了多少时间 ， 不能明确得知 ， 但是从色诺芬记述的情况推断 ， 这应当是公元前404年 。 因为他随后就提到 ， 这些人被羁押 ， 即将受审时爆发了内战 ， 又趁乱逃跑 ， 而这场内战应当就是公元前404年-公元前403年“三十僭主”时期的事 。 当时雅典人提告了5个人 ， 除卡利克塞努斯外 ， 其余人不得而知 ， 或许有其他在会上发言的人 。 公元前403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度后进行大赦 ， 卡利克塞努斯又回到雅典 ， 不过最后没有人理睬他 ， 于是他被饿死 。 这就是阿吉纽西审判大概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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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的《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书影
评价阿吉纽西审判
学界对阿吉纽西审判有很多的研究和讨论 ， 并对其持批判态度 。 比如18-19世纪英国史学家 ， 《希腊史》（ The History of Greece）的作者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认为 ， 那时的雅典完全可以赢得胜利 ， 但那时雅典人民只想滥用权力 ， “犹如一个虚弱而善变的暴君 ， 其唯一规则就是他的激情 ， 尽管任何暴君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无法无天” 。 我们今天所谓的“集体暴政”大约与米特福德的说法有关 ， 他还提出 ， 这是一场“有史以来最特殊、最无耻、最致命的派别攻击” ， 将所有罪过全部算在民主派的头上 。 格罗特（George Grote）本是为民主辩护者 ， 但他对阿吉纽西审判也很无奈 ， 在分析了这一事件后 ， 他说：“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为 ， 给那些通过决议的人 ， 以及全体雅典人 ， 带来深深的耻辱 。 ”晏绍祥教授认为其说法有一定问题 。 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权威 ， 《伯罗奔尼撒战争新史》（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作者卡根认为“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 ， 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 。 政治学家赫尔德（David Held）在其《民主的模式》一书中论及了雅典民主政治 ， 并指出阿吉纽西审判体现了“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 ， 以及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 。 当代希腊史学者波麦罗伊（Sarah B. Pomeroy）和莫里斯（Ian Morris）等人基本上对这一事件也持否定态度 。 《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的作者哈蒙德（N. G. L. Hammond）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 ， 被狂热的激情和假公济私的行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 ， 把法律抛之脑后 ， 战争的恐怖和失败的可能性已经败坏了雅典公民的正直品质 ， 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了 。 只有苏格兰学者有麦克道维尔（Douglas Maurice MacDowell）在其《古典雅典的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中辩护说 ， “除了辩护人演讲的简短和集体判决以外 ， 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理由认为 ， 在这个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 ， 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 。 晏绍祥教授认为 ， 如果没有违法就做出如此糟糕的行为 ， 反而更说明问题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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