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是|战争为何是驱动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_原题为 战争为何是驱动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原作者 | 赵鼎新
摘编 | 徐悦东
许多学者注意到 ， 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发展与近现代欧洲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可比之处 ， 比如 ， 它们都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 ， 都有着频繁的战争 ， 都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 ， 有着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 。 但是 ， 相似的社会却演化出不同的结果 。 欧洲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 ， 而中国在秦汉时期却逐步形成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合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赵鼎新称之为“儒法国家” 。
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发展 ， 为中国日后的政治史演变奠定了方向 。 因此 ， 要探寻帝制中国的诸多特征 ， 就得溯源回春秋战国时代 。 为何中国与欧洲的发展轨迹会如此不一样？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特征都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推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以下经出版社授权 ， 摘选自《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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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 赵鼎新著 ， 夏江旗译 ， 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8月版
战争驱动型冲突催生了
效率导向型行为的快速发展
【何是|战争为何是驱动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不同演变阶段 ， 从长江到黄河流域之间的这一大片土地上大致存在着四到七个实力不等的强国以及一些军事实力较次的国家；并且 ， 在这一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 ， 总有若干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接近 。 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长达五百多年的混战 ， 直至秦国统一中国 。 本书强调 ， 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频繁爆发的战争是型塑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 笔者对春秋-战国史的解释包括两个总体性的机制 。 第一个涉及诸侯国之间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的战争 。 这种独特的战争驱动型冲突
（war-driven conflict）
催生了效率导向型行为的快速发展 ， 并很快累积成宏观水平上的社会演变 。 第二个是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模式 ， 亦即一个封建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 ， 特别是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 。 不同的权力结构模式将会给战争驱动型社会变迁
（war-driven social changes）
带来不同的结果 。
总的来讲 ， 笔者的论点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 。 然而 ， 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 ， 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
（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
， 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
（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
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 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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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效率导向型行为
（efficiency-driven behavior）
， 是指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的社会常规 。 这个概念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 所以在本书中这两个概念将会经常交替使用 。 笔者之所以不愿将本书单单锚定在韦伯式的理性化概念身上 ， 是为了避免这个概念所沾染的线性进化论嫌疑 。 实际上 ， 从全人类的长时段生存能力的角度来看 ， 效率导向型行为未必比社会常规行为更合理 。 在本书中 ， 所谓累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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