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是|战争为何是驱动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五 )
从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来看 ， 尽管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 ， 这种冲突的制度化形式和走向及其最终形态却是由当时存在的、具有一定内生性质的结构性条件
（即 ， 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
所决定的 。 上述结构性条件之所以只具有部分的内生性质 ， 是因为 ， 虽然这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条件在战争驱动型发展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 但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同时会导致这些结构性条件的变化 ， 而这些变化了的结构性条件反过来又会对战争的性质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发展施加更加变化不定的影响 。 因此 ， 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仅是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的中介因素 ， 而且确定了冲突／竞争的规则 。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 ， 在笔者的解释模型中 ， 战争只是促进了效率导向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 ， 它并不与许多次要但绝非不重要的社会发展规律之间有着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 换句话说 ， “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驱动型崛起”
（war-driven rise of instrumental culture）
这一机制仅仅是一个“广覆性法则”
（covering law）
， 它只不过规定了一个社会在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下的总体发展方向而已 。 只有把“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驱动型崛起”这一社会机制与其他结构性条件和社会行动者的活动
（以及与之相应更为具体的一些社会机制）
结合起来 ， 社会发展的轨迹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 。
所以 ， 尽管笔者强调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在社会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 ， 但与那些关注战争的西方学者的著作相比 ， 在笔者的解释模型里 ， 战争对社会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不那么具有决定性 。 战争是效率导向型发展的引擎 ， 但是它却未必是塑造其他次要的、曲折反复的社会变迁的首要力量 。 在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这一总体性机制的框架下 ， 本书还会把战争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社会性机制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等视角引入我们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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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来的问题是 ， 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以人类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学模型？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 萨林斯就曾敏锐地指出 ， 自托马斯·霍布斯以来 ， 形形色色的以人类竞争为出发点的解释模型以不同的形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就已经反复出现：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微观经济学 ， 以及晚近出现的生物社会学 ， 等等 。 笔者对那些试图在遗传基因与文化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机制的理论毫无好感 ， 这是因为生物进化在基因变异和环境选择等层面上发生作用 ， 它遵循的是达尔文机制 ， 而社会变迁则发生在文化层面上并遵循着拉马克机制 。 这就是为什么在面临挑战时 ， 相对于遗传上程序化了的本能 ， 文化系统必然地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更大的灵活性的原因 。
但是 ，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这种适应能力和灵活性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它怂恿人类掠夺自然资源乃至强行改变自然运行的规律以满足种种眼前利益；它使社会变化的速度一再加快 ， 几乎如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它使某些社会群体把对自然的征服标榜为荣耀的举动 ， 或夸赞为进步的标志；它使人类对自身理性和行为的正当性充满了可怕的自信 。 然而 ， 早先的思想家们试图将生物进化与社会变迁机制连成一体的努力尽管问题丛生 ， 但他们提出的种种竞争／冲突理论所具有的解释价值却不应被简单地予以拒斥 。
比如 ， 很少有人会否认以下事实：现代微观经济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对西方市场体系颇有解释力的模型；又如 ， 几乎没有哪位生物学家会否定现代进化论
（即现代遗传学产生后所形成的一种修正型的达尔文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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