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小微电商之困:专家解读“史上最严”网店登记政策及其影响( 二 )
以下问题可以作为判断监管规则是否合理的参考标准:费者是否有体感?国家行政成本是否下降?国家税收是否增加?电商企业是增加了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是否促进了就业?是否促进了创新?国家、平台、商家、消费者,谁在鼓掌,谁在抱怨?
梅夏英:商事主体身份是一套小业者背不动的“行头”
(梅夏英,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
传统的民商分离监管机制决定了,一旦被划归商事主体,经营者就需要承担诸多监管成本,而这些成本并不是一般小业者能背动的,如果强制要求他们穿上这身成监管的“行头”,将可能面临被压垮的境地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疫情过后的恢复期,扶贫攻坚工作也处于关键节点,监管规则的制定需要与国家政策导向相契合,为小业者创业就业创造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 。
对电商平台的监管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线上和线下的关系 。监管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交易,线下存在的一些监管包容也应该在线上体现 。二是传统监管方式和网络监管方式的关系 。目前个体从事商事活动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民事和活动范围逐渐减少,需要改变传统的民商分离区分监管理念 。三是制定电商法律规范的目的性要与国家政策导向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相契合,立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发展、人民富裕的协助 。
王锡锌:需做好合法性审查工作,不应简单把线下的管理逻辑搬到线上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征求意见稿》要处理好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首先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不存争议 。因此不仅要做好条文衔接工作,还要确保不存在与上位法规定的冲突 。如对于零星小额的界定,在性质上属于立法性界定而非实施性界定,《征求意见稿》作为部门规则是否有此权限,需要从《立法法》角度进行审查;对于平台信息报送义务的规定,也要考虑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的衔接 。
此外,还要处理好线上与线下的关系,不应简单将线下的管理逻辑搬到线上,否则不仅会给执法者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平台也需要付出大量的配合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最典型的就是要求网约车平台在各经营地设立办事处 。
张德志: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键不是登记注册
(张德志,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监督部主任)
首先,在《电子商务法》并未给部门立法留出较多立法空间的情况下,《征求意见稿》依然能够创设五十个条文,体现了立法者很高的立法技术 。
其次,对于小额零星的标准,制定一个固定的量化标准很困难,目前的标准设定过于严格,小商家按无证无照查处的执法成本过高,可能导致“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局面,还可能给职业索赔人创造机会,对监管机关和市场主体都不利 。
傅蔚冈:莫让严格监管倒逼商家向线下“逃逸”
(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
要从业务场景理解法律,考虑受影响商家的收益和成本关系 。平台经济发展的一大好处,就是将原本在线下缺少统一管理的商家带到线上,并通过平台治理对其进行规范,让消费者权益得到了更好保护 。但如果因登记标准过严,导致众多小商家为了规避监管而脱离平台,反而会削弱网上交易全程可追溯的优势,不利于消费者保护 。
丁晓东:商事登记制度需要与时俱进
(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平台的经营模式决定了,自身已有很强的监管动力,监管部门需要善用此种监管能力,而不是简单沿用登记这种传统的事前监管手段 。
设定零星小额认定标准的背后,是民事活动与商事活动二元区分的传统监管逻辑,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民事与商事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如共享经济中的经营者就是典型 。此时应该自下而上地寻找新规则,而非将所有带有商事色彩的行为都一并适用商事规则 。目前,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已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工商登记原本具有的功能,此时是否还有必要坚持传统的前置登记程序应再作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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