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百年前这个大会,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 四 )


这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 青墙红砖交错 , 乌黑木门配一对铜环 , 院内是一上一下的大开间 。 李汉俊把一楼的客堂间布置成会场 。 一个长方形餐桌 , 十几把圆形椅凳 , 15名年轻人、包括两个高鼻梁老外 , 带着兴奋心情齐聚于此 。
上海|百年前这个大会,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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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内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供图)
当晚 , 第一次会议举行 ,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 , 随后代表讨论大会任务与议程 。 24日第二次会议 , 各地代表报告当地区党、团组织情况 。 之后休会两日 , 起草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 , 27日、28日和29日 , 代表举行三次会议 , 对党的纲领与决议做了详尽讨论 。
多位参会者日后回忆 , 会场上发生过多次“有力的争论” 。 最激烈的思想碰撞 , 发生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代表之间:李汉俊主张 , 共产党要走什么路 , 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 , 之后再来决定 。 而被称作“小马克思”的刘仁静则认为 , 应该武装夺取政权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实现共产主义 。
此外 , 就是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 即便在最终通过的纲领中采纳双方意见 , 但仍在注释中留了个小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 , 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 ”
这样的分歧与争论 , 折射出政党草创时期的真实状态 。 这个党成立后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 , 与会者还想得不够深入、细致与透彻 。 毛泽东日后回忆起一大时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 , 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 , 也还不甚了了……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 , 一样也不晓得 。 当时我就是这样 , 其他人也差不多 。 ”
究其原因 , 有理论与思想准备不足的因素 。 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 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 有人信奉“维新思想”“改良主义” , 甚至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 , 即使之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 但囿于接触时间长短不一 , 每个人理解掌握的程度也不相同 。
但更重要的原因 , 是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时不我待救中国”的责任 , 没有时间远去欧洲“取经” 。 “他们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 , 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 。 ”徐建刚说 。 这样做难以避免理论准备不足 , 但年轻的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善于总结 , 不断修正错误、汲取经验 , 使党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 。
就如年轻气盛的刘仁静 。 1922年 , 也就是建党次年 , 他在团刊《先驱》发刊词中说 , 只“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而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况 , 还是无用的” 。 他强调 , 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 , 而求得一最合适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
真理越辩越明 , 争论的意义莫过于此 。
“第一声啼叫”
“先立乎其大者 , 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 ”同一个时期中国 , 以类似聚会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 , 但付诸实践者少
在述及树德里那一次次争论时 , 历史学者多会联系到1903年列宁和马尔托夫间关于建党原则之争 。
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 , 建立“党员俱乐部” , 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 。 列宁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 , 并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建党 。 在列宁看来 , 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 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
18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人 , 显然意识到确定组织原则的重要性 。 虽然没有赴上海出席一大 , 但身在广东的陈独秀给出席会议代表写信提出几点意见 , 希望会议能郑重讨论 。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 。 ”前三点 , 都直指党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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