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被交易耽误的哲学家( 二 ) _经济学

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等一下要详细探讨。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 (The alchemy of finance) 》。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
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 (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

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04 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 (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隷。理智来自于我们想像力的虚构。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