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FTC诉Facebook：如何判定平台封禁行为违法( 四 )_FTC诉Facebook：如何判定平台封

Facebook裁决公布后，最受关注的一个理由，就是法官认为，即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也不具有向竞争对手提供服务的一般性兼容义务。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论断是法官针对Facebook制定并公布的数据交换一般性平台规则的判断。在Facebook的平台规则里，明言了可能以存在竞争性功能为由进行数据“屏蔽”的一般规则，法官认为这一规则并不违法。而Facebook这一“坦诚”的平台规则，也在2018年底因为面临公众审查而终止，FTC提起诉讼也是担心公众审查通过之后，Facebook会重启这一规则。
如果把事实进行一些改动，假设某一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制定了开放平台的策略，并在平台规则中列明了提供服务的相应标准，其中并没有列明以防止竞争为由的不兼容条款，那么这样的开放平台是否因其平台规则，而产生了面向竞争对手的兼容义务呢？这一兼容义务有可能来自于诚实信用原则，也可能来自于平台规则自我约束的效力。
其次，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的重点要素。
从美国判例法确立的Aspen滑雪场标准可以看出，垄断者拒绝交易行为的判断重点，在于其行为的“掠夺性”和“排除竞争”之明显特征。其中对于曾经发生过交易而后终止这一要件的要求，实际上是为了佐证这一交易本身对垄断者是有利的。
垄断者宁可“自伤八百”也要“损敌一千”的拒绝行为，与掠夺性定价行为类似，都具有十分明显或者说“唯一”的排除或削弱竞争对手的目的。
至于屏蔽行为是否一定损害到垄断者的短期利益，这是美国判例法上的要求，为了强调排除、削弱竞争对手目的之显著性，并不一定有必要借鉴到我国的认定实践中。
最后，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的不同法律路径。
近期，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动关于平台中立、开放、兼容义务的相关立法，针对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评价和规制，依然可以在反垄断法现有的规则框架下，以个案的形式展开，但亦有可能随着立法的发展，通过其他法律规则的实施来解决。
因此，Facebook案件的裁决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平台封禁行为违法性认定的一个视角，但这一视角远非全景。从平台封禁行为的事实层面来看，Facebook已经在2018年底停止了封禁政策和行为，这也是法官驳回FTC诉讼请求的重要事实基础，目前来看，基于各种外在压力，在国际上平台封禁实践已不多见。
在规制路径上，可以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等等多元视角进行法律分析。
特定情形下的平台兼容义务，可能存在多元的法律基础，有可能来源于平台自身关于开放的承诺，来源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来源于互联网产业互联互通的底层价值，也可能来源于平台在特定行业的基础地位和强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