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知音和提衣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 三 )_程永新寻找中国故事何平：最近你的《一

为中国文学趟开新路

何平：还有，我认为不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1979年1月《收获》复刊之后的三四年，《收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同样重要，有着前行者趟开一条路的意义。你1982年到《收获》杂志的，遭遇到的正是那个一个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变革的文学时代，记得你到《收获》到前后两年，《收获》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人到中年》（谌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人生》（路遥）《方舟》（张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等，某种意义上，《收获》的读者口碑和在当代文学史地位与这些作品有很大关系，你作为一个新入行的编辑感受到怎么的文学气息？或者说，一个文学的“80年代”是如何开启的？

程永新：我是在农场读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啊》的，那一期的《收获》被传阅得掉了封面；大学期间，《收获》在中文系的阅览室可是抢手货，需要早早去排队才能借到。晚上十点以后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方舟》《人生》《在同一地平线》这样一些小说。三年级的时候去《收获》实习，来到巨鹿路675号，感觉走进了文学的殿堂。老编辑用毛笔在稿子上涂涂改改，用毛笔给作家写信，亲眼目睹老编辑与作家谈稿子的修改，这些场景如梦如幻，让人不敢相信那些校园里到处流传的小说就是这样被印成铅字的。《收获》与《上海文学》在一个楼面，李子云是《上海文学》的负责人，她是一口京腔、连抽烟都极其优雅的前辈，我与同学在走廊里看《收获》的来稿，李子云老师把我们叫去坐在理论组的房间，这样我们见到了吴强、茹志鹃、王安忆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作家。理论组的一张沙发上，经常会坐一些被叫来修改稿子的人。一个头大大的、声音宏亮的人后来知道叫吴亮，一个斯文的戴着眼镜的人是王晓明，另一个倔头倔脑、不停为自己文章申辩的人叫程德培，而理论组来得最早跑去楼下泡水的就是蔡翔。主持谈稿的通常都是理论组组长周介人。那时《上海文学》的理论组可以说是文学思潮的策源地。我与我的大学同学浑然不觉，我们同时接受两个编辑部的熏陶，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来人往的氛围中，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