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的所有见解都已经藏在小说里( 十 )_

表现荒唐比直接控诉更高级

新京报：你的很多小说都以特定历史事件为背景，比如《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小姨多鹤》以日本开拓团为背景，还有很多小说以“镇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为背景，你曾表达过对中国近代史有强烈兴趣，你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投入自己的历史观吗？

严歌苓：这是应该让读者回答的问题，我的所有观点都已经在小说里，和我的故事、人物浑然融为一体。如果能把观念单独抽出来，那一定是很烂的小说，好的小说一定是把见解藏起来，因为不能拿你的见解来说教别人。

新京报：你有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起到反思历史的作用吗？曾有人批评你的小说“没有直接面对苦难”，缺少对历史的批判。

严歌苓：让读者反思历史不是我的使命，我写任何东西，都只因为它具备文学和审美价值。艺术是种很纯粹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杂念”，说要表现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伟大使命，那就完了。

我觉得控诉很低级。《陆犯焉识》中，那些政治犯被人在地上拖着走，后脑勺被拖掉一层皮，早早变成了半个骷髅头，这是一段多么荒诞的历史，表现荒诞是比直接控诉更高级的境界。控诉是人对历史的一种态度，也有人把控诉写得很好，比如《夹边沟纪事》，但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控诉，我恰恰不是要控诉的人。

严歌苓我的所有见解都已经藏在小说里( 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