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的所有见解都已经藏在小说里(11)_

新京报：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对历史的反思难道不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吗？在你看来，文学与历史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严歌苓：历史讲究准确，要把真相放在第一位，而文学是在真相的基础上虚构。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血泪斑斑”等词汇来形容历史，经历过“文革”，我对这类词汇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失真和煽情的腔调让我听怕了。“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

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干净。因为情绪宣泄、感官舒服后，很少有理性升华。而缺乏理性认识的历史，再“血泪斑斑”也不会使自己的民族或其他民族引以为鉴。缺乏理性思考的历史，无论怎样悲惨和沉重，都不可能产生好的文学。我只想写一段不寻常的荒诞历史，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

没有极致的兴奋，就不会有好的创作

新京报：你可能是华语文坛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作家，李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陈冲等很多大导演都与你合作过，许多读者都说你的小说画面感很强，这种画面感会便于导演将其从文字转换成影视画面吗？

严歌苓我的所有见解都已经藏在小说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