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康、梁构筑的戊戌变法史已被彻底打破( 二 )_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戊戌变

梁启超所描述的戊戌维新图景，与传统中所谓布衣卿相的模式颇为符合。康有为以一介布衣读书海陬，因缘际会而崛起垄亩，幸而遭遇明主，得到机会推行其政治理想，不幸而明主无权，母后顽固，终至于失败而流亡海外，是一位虽败犹荣的悲情英雄。至于梁启超本人，作为康有为的首席追随者与历史的记述者，也在这幅图景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戊戌政变记》虽是梁启超的著作，但考虑到当时两人的关系和处境，它的发表显然经过康有为的首肯，而且与梁启超写作《戊戌政变记》的同时，康有为也在写他自己的传记——《我史》（即《康有为自编年谱》）。两两对照，《我史》中暗示的戊戌维新史框架，与《戊戌政变记》如出一辙，而在渲染康有为本人在变法中的核心地位方面，比之《戊戌政变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史》是自述性作品，在表达心迹上更加方便。在这部夫子自道之作的结尾，康有为写道：“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救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这段话足见康有为推倒一世担当万古的胸怀，也显示出他以道救世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期许。
康有为的说法比《戊戌政变记》有所推进，那就是他极力将自己推动维新的动力归因于学术造诣，是戛戛独造的读书心得造就了康梁们的孤忠闳识，是“中原师友之传”给了他们立事变法的能力，是古圣先贤所传之道给了他们立身朝堂指斥天下的勇气与根基。
既然康梁鼓动维新的原动力来源于其学术立场，因此围绕变法运动的争夺自然也就变成思想之争。所谓“维新”与“守旧” ，康梁描绘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不就是思想之争吗？尽管其中也掺杂了慈禧与光绪的私人恩怨，以及守旧大臣的利益回护，但归根结底在于官智未开、新旧对垒，而戊戌维新的失败，既是康梁个人事业的失败，更是维新思想的失败。
戊戌变后，康梁经过一段相濡以沫的短暂时期，终于渐行渐远。梁启超开始他的著述生涯， 1902年他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正式将康有为一系纳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脉络中，而将乃师的面貌形容为今文经学的最后大师。在梁启超所描绘的思想变迁大势中，所谓“最近世”的标志，就是“西汉今文之学” ，今文学的前期代表，乃是龚自珍、魏源，但今文学并不必然带来新思想，直到康有为出，方对畴昔之旧观念“施以根本的治疗” ，于是思想界发生大变。
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同样以今文学为晚清新学术之中心，又以康有为为晚清今文学之中心，公羊学所谓“张三世”、“通三统”之说， “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这是在他自己已经“绝口不谈‘伪经’ ，亦不甚谈‘改制’”之时，仍在努力渲染戊戌维新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又过了三年，梁启超在清华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不但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透彻，而且还明白提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