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康、梁构筑的戊戌变法史已被彻底打破( 五 )
张、陈二人与康有为学术不同、政见也有差异 , 更因康梁以微末的身份杀入墨守成规的官僚系统 , 搅乱一池春水而深感忧虑 。在推动维新方面 , 他们与康梁既有交集 , 也有分歧 , 互不统属 , 有时还是竞争与斗争的关系 , 但从后世的眼光看来 , 无论是康梁还是张陈 , 都属于近代推动改革进程的人物 , 他们之间的对立不能简单地用新旧来概括 。
三
大部分思想史家以给人贴标签为生 。唯物的、唯心的 , 进步的、保守的 , 改良的、革命的 , 乃至狐狸的、刺猬的 , 救亡的、启蒙的 , 标签总是成对成对地贴出去 , 思想史就成了各式各样的两条路线或者两种风格的纠缠 。戊戌维新一旦落入思想史的掌握 , 也难以逃脱此种标签化的命运 。
在康梁笔下 , 凡是支持他们的 , 都是进步的正面人物 , 除此之外 , 则都是反面角色 。这种逻辑支配之下 , 戊戌维新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 帝党后党 , 维新派保守派 , 乃至康有为张之洞 , 都成了两条路线的表现形式 。
但《戊戌变法的另面》告诉我们 , 无论张之洞对康有为和百日维新的政治举措有多少不满 , 他都不可能是戊戌变法反对者的总头目 。之所以康梁一系有这样的描述 , 是把双方学术分歧无限扩大到政治领域的结果 。
用不着强调 , 思想和学术的因素在戊戌维新中所起的绝大作用 , 康有为之所以招致大多数大臣的恶感 , 也与他不为时论所容的经学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过分强调思想分歧对变法运动的损害 , 一来回避了康梁一方对变法失败应负的责任 , 二来也粗暴地简化了当时的政治地图 。事实上 , 思想或政治的分歧往往以光谱的形式存在 , 从浓到淡 , 从左到右 , 充满了大量模糊、重叠和渐变的暧昧地带 , 而那些影响到结局的事件 , 往往就发生在思想路线不那么清晰的区域 。
梁启超当然无意将戊戌维新说成是单纯的思想史事件 , 但他的确有意淡化了造成戊戌维新发动直至失败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和人事因素 , 而将其简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的斗争 。如此一来 , 维新失败的原因就不再是推动者举措失当 , 而是保守派的力量过于强大 。梁启超是在用较为抽象的宏观框架解释戊戌维新史 , 当然无需措意于大量充满了计算和权衡的历史细节 。
可是这个粗线条的解释影响非常大 。举例来说 , 李剑农的名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初版于1930年 , 后来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论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就说 , 慈禧的反对固然是造成政变的原因 , 但一人之好恶不足以改变历史方向 ,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圣典 , 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 , 他们制造舆论 , 并动员京城的卫道先生 , 才导致变法的失败 。类似的说法在近代史的写作中已成定论 。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热衷也最善于自我书写的人物 , 他们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 , 同时也是那段历史的第一记录者和首要研究者 , 后人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受到他们的限制毫不足奇 。想要突破康梁的宏观论述 , 就应当从历史细节入手 , 而要摆脱思想史取径的限制 , 就要考究政治史中的复杂纠葛 。能够承担这两项任务的最佳史料 , 只能是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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