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康、梁构筑的戊戌变法史已被彻底打破( 四 )_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戊戌变

第二，到了百日维新阶段，张之洞与康梁一派已成政敌，但学术分歧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初见康梁之时，张之洞对这两位青年才俊都相当欣赏。光绪二十一年张康初识于南京，两人甚为投契，随后康有为赴上海开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张之洞是最大的金主。但由于康有为以《强学报》为宣传康学之阵地，在报纸上使用孔子纪年及公开刊登廷寄，张之洞认为这类似于政治挑衅，导致张康二人的决裂。
后来康梁进京，参预变法，张之洞及张氏幕中对于康学大张痛心疾首，但这并不代表张之洞之批评康党纯粹出于学术上的原因。《另面》第一章追踪张之洞的子侄于变法期间从京中寄给张之洞的密信，表明张之洞对其时京城中的政治动向不仅极为关心，而且拥有完备的情报信息网，更利用《劝学篇》大举介入北京的舆论场。作者说：“张之洞及其一派与保守的徐桐、刚毅之间的距离，远远短于与康有为一派的距离；张似还能与徐、刚在政治上合作，而绝不可能与康合作，这不仅是学见、政见的差别之所致，更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之所致——他们并不看好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前景。”（130页）对于张之洞这样的官场老手来说，无论政见分歧如何，政治利益上的计算才是决定行动的最重要因素，而张、康在政治上的分歧，并不是新旧之分、要不要变法之分，而是变法的策略之分、步骤之分、主持者之分，然而，由于双方个性之强、政治地位之微妙，却使得这种分歧甚至大过维新与守旧之分，完全打消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除康梁在北京层面推动维新以外，张之洞、陈宝箴等地方大僚也对维新事业倾注了很大心血。由于陈寅恪的证词，陈宝箴长期被看作变法维新的另一个源头，但陈本人并未留下足够的档案，造成相关研究的先天不足。茅海建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张之洞与陈宝箴关系甚深，张对湖南维新运动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湖南思想守旧，士风悍厉，维新运动十分艰难，却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党人关系甚深，上下瞩目。早在戊戌之前，张之洞与陈宝箴一任湖广总督，一任湖南巡抚，就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铁路、矿产、兵器等新兴事业上互相配合，相安无事。到了1897年，湖南学政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报端出现“素王改制”之说，引起张之洞的极大不满，多次电令干预，这自然源于张与康的学术分歧。变法期间，康有为上奏改革科举、废除八股，陈宝箴得信后致电张之洞，建议速上改革科举的奏议。双方文电往来，最终的奏稿系针对康学而发，终为光绪帝所采纳，但其中抵制康有为的用意却少有人知。陈宝箴与张之洞一样，对变法维新的激进改革颇为不满，百日维新末期，他力荐张之洞进京主政，就出于对政治中枢施政能力的不信任。不料政局瞬息万变，政变发生以后，陈宝箴却为康党所牵连而遭罢职，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