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顾钧：西方学者眼中的乾隆朝文字狱( 二 )_乾隆|清代文字狱|清朝|中国古

该书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的欢迎，有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Carroll B. Malone书评，见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1935年第4期）该书同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雷海宗和武汉大学郭斌佳两位历史学教授专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雷海宗在书评开篇时写道：“近年来对于清代文字狱的问题，国人搜集材料与研究的工作虽然不少，但有系统概括一切的专著仍不多见。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师Goodrich先生这种勇敢尝试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欢迎。”
在雷海宗看来，富著中有三点是“很动人的见解”：（一）“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二）“无论当初的计划如何，四库的编纂后来成了铲除禁书的一件利器，是无问题的。这一点虽然从前也有人见到，却是一般认四库为无价国宝的人所不大注意的事，著者反复说明并非累赘。”（三）“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此外雷海宗还认为书后所附《禁书现存目录》（Surviving Proscribed Works）很有价值，虽然肯定有遗漏，但在目前“是一个很便利的参考工具” 。根据富自己的说明文字，他编制这份目录主要是利用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目录。他认为要想更准确地做出统计，还应该去查阅包括《图书集成》在内的各类丛书，作为第一份这样的目录，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为后人提供基础。根据富路特的初步统计，在乾隆时期禁毁的2600余种书籍中，存世的有近500种。（1999年开始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存世的清初至乾隆年间的四库禁毁书约1700种）
郭斌佳在书评中也首先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他指出， “吾人觉乾隆朝之文字狱，国人已大概知之。但在西文之中，则完备精详如此书者，实属创见。作者对于中文方面材料，尤以近年我国所出刊物中之有关此项问题者（无论书籍或杂志）均特别注重。读者苟翻阅其卷末之参考书目，即可知其搜罗之广。”确实，在富路特列出的二十七种主要参考书中，除了一些早期文献外，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最新成果，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1931—1933年版）、陈乃乾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1932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