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新政时期清政府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 六 )_光绪|清代|江苏教育|上海活动

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学生的管理甚为严格。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上谕严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并令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对士风大加整饬。[26]对于学生的演剧活动，清政府更是严加限制。光绪三十三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了《黑奴吁天录》，因此剧的民族意识强烈，在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并受到日本评论界的好评，但却引起了中国公使馆的阻挠和反对。后来，有的社员怕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毕业回国，成员锐减……大规模的演出已无可能。[27]从这次演出之后，春柳社在戏剧方面就没有活动。同样，春柳社在演出《热血》之后，公使馆贴出禁止学生演戏的布告，要停止演戏的学生的官费资助，于是演戏的空气一时间沉寂下来。[28]此外，因春阳社演剧激进，其主持人王钟声被清政府抓捕入狱，成立不到一年的春阳社宣告解散。[29]
清政府对倾向革命的演剧社团如此严加限制，对倡导革命的文学团体也不例外。清末十年间，成立了很多倾向革命的文学团体，影响较大的当数南社。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于宣统元年成立。先后加入南社的共千余人，而以江浙人为最多，其次为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其他各省亦皆有人加入。它以提倡文学为名，而实际鼓吹革命，影响所及，感人极深。南社成员常发表言论，指斥清朝统治者的文化禁锢政策，号召天下士人前来结社，蓄志排满，参与革命活动。因此其成员经常遭到清政府的严缉，甚至被清政府以“革命党人”的名义杀害。
清末最后十年，清政府尽管对文艺形式的管理有所变通，但其自清初以来实行的文艺专制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由于革命风潮的影响，一些影响较大的文艺社团多倾向于革命。因此，相对于其他的文化团体而言，清政府对文艺团体的管理相当严格，文艺社团开展活动异常困难。
三、结语
新政时期内忧外困的政治局面是清政府调整文化社团政策的重要原因，而新政的大背景为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创造了环境。这一时期的文化社团较戊戌时期发展迅速，无论从类型上，还是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组成人员来看，在预备立宪之前，社团的民间性质浓厚，很少官方色彩。其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体，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闻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预备立宪之后，与官、商联系密切的绅较多介入。这种局面使清政府原有的文化社团政策无法容纳和承载。清政府既想利用其为封建王朝服务，又害怕其危害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地位，因而不得不改变以往单一的压制政策。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统治集团内部被迫进行了重组，极端保守派被杀或被逐，慈禧迫于时势的巨变，亦转向扶持具有变革倾向的官员。这样，一些思想相对开明的官员入主中枢，从而为清政府的决策转变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政治保障。在地方政府一级，主持地方军政及文化事业的督抚们基于国势没落的刺激，也逐渐认同并推进学习西方的观念和实践。统治集团决策层人员构成的变更，即意味着统治集团文化观的重大转变，从而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化社团政策调整的发展脉络。
此外，“中体西用”与“崇儒重道”的文化理念是清政府制定文化社团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方面清政府明确引进西学，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的技术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固守封建核心，强化“崇儒重道” 。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政策制定者对矛盾性文化理念的固守，使得这一时期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呈现出近代性与封建性并存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