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被忽视的东林党人家属( 二 )_东林党|历史|国学|党锢之祸|六

其实，两次党祸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及至明代，朝廷对待大臣，已无半点礼貌尊重之心。“着镇抚司打问”之类血淋淋的字眼可以赫然写入诏旨之中。一大批东林党人受酷吏拷掠，死于刑讯逼供。左光斗被折磨得“面额焦烂不可辨” 。他想睁眼视物，须用手指扒开眼睑；“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这段展现最典型的桐城派风格的纪事令人一吟一叹一击筑，至今还被采录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也许可以说，东林中人因党狱而身受毒刑摧残、诛徙禁废，至少部分地是其主观作为的结果；对这样的不幸后果，他们至少部分地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因此而深罹其害的人，显然不止他们自身而已。那么，东林党人的妻子们呢？她们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迫害中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际？
带着这个问题重新检阅史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传统历史叙事对党人妻子家属们苦难命运的漠视，竟严重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一篇《后汉书·党锢传》，有关党锢中人的家属境遇，除了从“爰及五属”、“而今党人锢及五族”、“妻子徙边”、“宗亲并皆殄灭”、“诛徙之家皆归故里”等区区三十字里透露出来的简略讯息外，只为范滂老母留下了一则“子伏其死而母叹其义”的稍见翔实的记载。《后汉书·王章传》对章妻言行的描述，则更是全书文字中舍此难求的例外。党锢诸人甘戮如饴、杀身成仁，尚得以道德英雄的形象流芳于后世。他们的妻子仅因“罪人”家眷的无辜身份而横被祸延，受尽荡产倾家、颠沛流离的困厄，却几几乎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地一概被历史与后人遗忘。这公平吗？晚明距今尚不足四百年，留下的各色文献可以说是塞屋充楹。所以我才要提出上面的问题：关于东林党的妻子，它们又说过些什么？盘点手头的资料，大约有以下数端值得胪列绍介：
一是与作为党人的丈夫一起被处分发落。如黄龙光，罪名是“为失陷封疆之臣求脱，目无朝廷，非寻常受财枉法比”，因而不但本人被遣发边远充军，并“佥妻着伍”，即还要把他的妻子也没入军队服役。再一个受“佥妻着伍”处罚的是毛士龙。由于妻子已被另行征发，他前往流放地时，只好“以一婢自随” 。不久又传来要将他重新逮捕的消息。他不等命令到达，“变姓名、易服，转徙江湖” 。当局要到他的家乡宜兴“捕其家人”，幸因常州府正直官员的阻梗而作罢。那名随身的婢妾破罐子破摔，反以丈夫已被地方官害死为由，披头散发，称冤告诉。“地方无如之何，仅以广捕行缉立案。”直到下一个皇帝即崇祯即位，党祸事稍歇，毛士龙才重新现身，投案自首。由此例已不难推知，党人被遣戍，妻子随行者恐怕不在少数。她们是一个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巨大的恐惧与苦楚、离怨与乡愁，但没有机会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
二是身陷“提家属追赃”的险境。东林党案本来是政治性的案件，但朝廷的追缉，却往往从贪赃受财下手，或者至少把赃罪当作最重要的次罪来究理。所以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拿缉之后都被“追赃” 。杨涟坐受熊廷弼赃银二万两。他素无积蓄，家里只拿得出千把两银子，“母妻止宿樵楼，二子至乞食以养” 。乡邻众人，下至受雇的卖菜人，都争着出资相助。左光斗直到被折磨致死，“赃款”还没有追清。家里有十四人因此受拘。兄长被逼死，“母以哭子死” 。全家族终因此案而破产了事。牵涉在同一案件里的赵南星是唯一的幸存者，也被安上赃罪追罚。“六世之业，终朝如洗”，还不够追赃额的十分之一。他以七旬的高龄遣戍代州，儿子和外甥则分别流放他所，“相去万里。将行，妻冯氏一恸而死”，别妻忧死；幼孙方七岁，“以家难怖死” 。本人最后死于流放地。熊廷弼被处死后，命家属变卖产业，追赃银十七万两。万燝死于廷杖，贼阉恨犹未已，“复追赃破其家” 。这个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党人妻母群体，是受“追赃”迫害首当其冲的对象。她们起初怀着缴完赃款、救出事主的幻想，忍辱负重，四出奔走，最后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多赖有“追赃”的虐政，才让我们能略微看见站在“烈士”背后的那一大堆从此直到终生都在默默地泣血饮恨的无辜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