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被忽视的东林党人家属( 三 )_东林党|历史|国学|党锢之祸|六

三是面对家难，有些人的行为超过了常人所堪持守，成为那个时代所推崇的烈女节妇式的人物。“丙寅诏狱”七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追逮他的“缇骑”（锦衣卫侦骑军士）到达前从容投水而死。侧室张氏“坚志守节”，被康熙《常州府志》收入《列女传》。左光斗狱死时，其妾袁氏年方二十七岁，闭户自悬遇救。当局限时追赃，左家卖田鬻屋。“患难之中，饥寒交迫。袁仰侍俯育，惟以织纫资之。教子极严，皆成名。”左氏继妻戴氏当事变之日刚刚四十岁，“痛绝复苏” 。左案平反后，她被加封夫人，活到八十六岁。另一名丙寅受难者黄尊素入狱后，妻子姚氏“每夜祈死北辰之下，愿以身代” 。魏珰就诛，姚氏受赐章服三品。不料长子黄宗羲后来又因指斥另一拨阉党逮治。姚氏慨然以“岂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耶”为叹。恰遇明亡，遂未及于难，卒时八十七岁。
翻拣这些文字，很难不让人心情沉重。旧式的历史叙事者，几曾有人睁眼直视这些身为要犯人妇的弱女子的痛苦本身？他们不过是想借重列女的“贞烈之风”以开示“劝厉之意”，来训诫那些“苟生受辱与更适（意即改嫁）而不知愧者”而已！甚至连党人之子如袁勋（乙丑六君子之一袁化中子），在诉说老母“哀毁骨立”、幼弟“呱呱泣吁”之时，想到的也不过是“雪父奇冤”，或许还加上要为母亲讨一袭“章服”和一块贞节牌坊。贞烈的道德指令和道德名誉压倒一切，而痛苦本身却变得不再重要。儒家曾郑重地宣称“一人向隅则满堂不乐”、“一人向隅而泣则天子之德有所损” 。但是“天子之德”从来就没有如儒家所希望的那样仁慈。我们看见的，倒是以天子，也就是以当日国家的名义一再施行的对于被认为是冒犯它的人处心积虑的恶毒报复：不但摧残他们的身体、夺取他们的生命，还要败坏他们的名誉，并用株连家人的手段迫使不惧死者就范。所以，人犯妻母的角色，实际更接近“犯妇”，而无缘享有被纳入“一人”之范围的幸运。
东林案发前后，正值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全盛”时期。当我们怀着几许骄傲、几许惋惜重温那段日暮前的辉煌时，我们难道不应该竖起耳朵，试着听一听被“未宜细说”的宏大叙事过滤一去的东林党人妻子们无声的哭泣吗？儒家想用“一人向隅而泣则天子之德有所损”的信条来制约独裁君主制恶性发作的意图固难如意，但它树立起来的“一个也不应当被虐待”的道义原则如丽日光照千秋。步履蹒跚地走入现代的中国人，回忆起东林党妻子们那些残缺不全的悲惨故事，又该有什么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