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贿的帝国 从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 二 )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 ， 海关的收入主要分成了两大块：一是应该缴纳给户部的关税 ， 这部分实行定额制 ， 而且定额很低;二是应该缴纳给内务府的“关余”——理论上 ， 这应该包括关税之外的所有收入 ， 进入皇家的小金库 ， 不在户部的审计监控之列 。
对于关税 ， 此时家底颇厚的大清国 ， 似乎并不十分在意 。与后世一般的印象完全不同 ， 清代的关税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前 ， 没有“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威胁之下 ， 也都十分低廉 。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研究 ， 当时中国的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 ， 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 ， 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 ， 可算是当时国际上的税收天堂 。这点 ， 从同时期西方商人和外交官的大量记载中 ， 也可以得到佐证 。西方商人后来不断积累的不满 ， 并非针对显规则的关税 ， 而是针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的额外勒索 。
从康熙开始 ， 直到道光 ， 历任皇帝都有不少批示 ， 强调关税的征收并不是看中经济收入 ， 而要注重“嘉惠远人”的政治效应 ， “天朝嘉惠海隅 ， 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 ， 务随时查看情形 ， 固不可于国体有妨”(《粤海关志》) ， 并期望通过关税的杠杆作用 ， 将外商的活动范围控制在4个通商口岸之中 ， 以堵绝外夷对天朝的任何和平演变 。
即便不愿承认 ， 海关、尤其是广州海关带来的巨大利益 ， 对皇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美国学者Frederic Wakeman在《剑桥晚清史》一书中指出：“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 ， 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 。但在私下里 ， 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 。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 ， 实际上 ， 他由内务府授权 ， 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 855000 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 。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 ， 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 ， 而北京崇文门税关 ， 则被称为“北库” ， 共同构建了巨大的小金库 。
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在内的“英主”们 ， 根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把“国”“家”分立、并将“家”的利益摆在“国”前的做法 ， 造成海关制度的先天痼疾 。这种制度性的缺失 ， 成为激化帝国腐败、乃至引发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 。
2、贪腐的顶层设计
海关的肥缺由皇家的私人机构内务府包揽 ， 但在内务府中 ， 要获得到海关工作的机会 ， 依然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 。
最高领导核心也深知其中的利益之大 ， 为了“摆平”自己身边的人 ， 让大家利益均沾 ， 海关监督的任期都很短 ， 康熙时一般是1年、多者2年 ， 这个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 。乾隆甚至在一篇谕旨中坦承：“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 ， 此等得项较优之差 ， 自应令其均沾普及 。”
甚至 ， 一些在别的税关留下亏空的官员 ， 反而被安排到粤海关这种位置 ， 以便其能利用粤海关的灰色收入填补漏洞 。道光年间 ， 担任浒墅关监督的延隆落下了20.9万两的亏空 ， 担任淮安关监督的中祥落下25.1万两的亏空 ， 都被改授粤海关监督的职务 ， 以便翻本 。
如此“顶层设计” ， 从开始就把海关制度当作了上至皇帝、下到胥吏的分赃制度 ， 变相地鼓励了海关官员营私 。
粤海关监督当然是这个分赃体系中的枢纽 。这个职务“一向是由皇帝钦派的满洲人担任 ， 他是代表宫廷和宫廷人物的 。在他满足了他北京的恩主们(和恩主妇们)的欲望之后还有余裕时 ， 他也可中饱 ， 自行积聚一份家私 。他一到任就必须有所报效;在这从来长不到3年的任期之内 ， 仍旧要经常不断地报效;并且在他可以满载而归之前 ， 也还要再作报效 。他从头到底一直报效 。那些相继而来的步骤使得这个官职的外水日益减少 ， 但是据一位权威人士在1895年记述当时的情形时 ， 还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 ， 价值不下100万两 。别的权威人士曾经讥讽地说：在支付了为维持大批僚属生活的征收费用之后 ， 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 ， 第二年的用来保官 ， 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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