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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贿的帝国 从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 六 )


政府及其官员的需索越来越大 ， 行商和外商们不堪重负 。而就在他们疲于奔命的时候 ， 一种利润高昂得足以应对政府勒索的商品适时地出现了 ， 那就是鸦片 。
5、鸦片生意的利益链
针对官员私人的“行贿基金” ， 很快就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诞生了 ， 并且完全依靠鸦片的支撑 。
1820年 ， 澳葡当局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 ， 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 ， 专款专用于对大清国领导干部的行贿 。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 ， 这一行贿基金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 ， 折合如今1400万元人民币) 。
这一基金的管理人 ， 是一位小名叫做“阿西”的广东鸦片贩子叶恒澍 。次年(1821年) ， 叶恒澍因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被捕 ， 但在监狱中 ， 为了自保 ， 他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记载 ， 叶被捕后 ， 受到了香山官员的刑讯逼供 ， 为了报复 ， 而将行贿基金的事抖了出来;马士认为 ， 叶恒澍坚信把官员们拖进来可以为自己免罪 ， 而向广州府检举揭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现代历史学家格林堡则认为 ， 叶是直接向中央揭发的 ， 并且 ， 中央还为此下派了工作组……
无论如何 ， 对官员们受贿信息的掌握 ， 最后保住了叶恒澍的性命——为换取他的沉默 ， 广东当局只能以贩毒罪对他轻判 ， 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 ， 丝毫不涉及杀人的重罪 。
鸦片贸易与行贿基金之间的关联 ， 至此开始暴露 。而此前 ， 鸦片早已悄悄地在“公行”的贸易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 。而且 ， 随着政府勒索加重 ， 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 。
鸦片的厚利与走私的泛滥 ， 与官方公开的禁烟强度成正比 。
有学者统计 ， 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 ， 大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 ， 在这60年间总共下发了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 ， 旗帜不可不谓鲜明、态度不可不谓坚决 ， 但是 ， 鸦片的进口量及吸食人数却依然急剧攀升 ， 禁令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和利润率的激素 ， 而公权力因为既可毁灭鸦片贸易 ， 也可为走私鸦片保驾护航 ， 其身价大为提升 。
主张放开鸦片贸易的许乃济 ， 对此的见识远比林则徐深刻：“然法令者 ， 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 ， 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 ， 棍徒之计谋愈巧” 。
外商们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尽管皇帝会查禁这种贸易 ， 并也会一再严旨重申禁令;尽管总督会恪遵上谕发布告示 ， 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也会传谕行商慎遵法令;但是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提督、知县以及再往下到那些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小人物们 ， 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 ， 对于法令的不断破坏也就熟视无睹了 。他们发现在禁令之下 ， 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 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课更大的数额 ， 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这些陋规可以毫不费力就从中国买主处征到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除了从广州的“公所基金”、澳门的“行贿基金”等处间接受益外 ， 负责查缉走私的水师巡船 ， 干脆直接从鸦片走私中受益 。两广总督阮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陈 ， 以缉私为名而从鸦片中分润的 ， 上至副将、守备 ， 下至普通士兵 。拿获鸦片之后 ， 他们要么“私卖分赃” ， 要么“得胜放纵” 。
到1826年 ， 猫和老鼠在多年相互试探之后 ， 终于达成了和谐同盟：走私者向缉私者每月缴纳36000两(折合如今720元人民币)买路钱 ， 缉私者则“放私人口” ， 为走私护航 。这是一笔相当客观的收入 ， 缉私者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如今8640万元人民币的保护费——这已经不是贿赂 ， 而是分红了 。
在猫鼠同盟中 ， 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 。这位相当于广东海军司令员的高级军官 ， “专以护私渔利 ， 与南洋船约 ， 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 ， 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 ， 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 ， 保报总兵 ， 赏戴孔雀翎 。水师兵人人充紊 ， 而鸦片(走私量)遂至四五万箱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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