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回忆广德唯一的一位中科院院士( 四 )


“文革” 期间我去过几次北京 ,大概是 1967 年 ,当时全国正大乱 ,我很担心四爷爷的处境 , 但与我想的相反 ,四爷爷倒是很安全 。
他说 : “其他部长们都被打倒了 ,靠边站了 ,我这个部长是党外人士 ,不属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我沾了不是共产党员的光 ,没有被打倒 , 倒当起了礼宾司的司长了 ,每天负责接待造反派 。 ”
我问他: “接待的量大吗?”
他说: “全国各地的地质部门以及与地质有关的部门都要到
北京来造反 ,大概是 ‘不到北京非好汉’吧 。 ”
我问: “他们来干什么?”
他说: “绝大多数是以革命的名义来玩的 ,也有来要钱要物的 。 ”
四爷爷说 ,有一次一群造反派要他批钱批物 ,他坚决拒绝 , 双方陷入僵局 ,四爷爷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 “耗” 。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被四爷爷 “耗” 烦了 , 说:“你们这些老家伙都是顽固派 ! ”
四爷爷一听 ,打发他们离开的机会来了 ,遂用很严肃口气说: “这位红卫兵小将 , 你讲话可要注意嘞 ,说我许某人顽固是可以的 ,怎么能说所有的老人都是顽固派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 ,矛头指向谁?” 这群人知道说了犯忌的话 ,就悄悄离开了 。
我笑着说: “老专家智退红孩儿 ! ” 四爷爷也得意地笑了 。 到了 1970 年代 ,“文革” 初期那种轰轰烈烈的阵势已过去 。 我到北京参加由国防科委、 中科院、 高教部联合举办的一次科学研讨会 ,住在友谊宾馆 , 这是我第一次住这样高级的宾馆 。开了近 20 天的会 ,会议之余有时间我就去看看四爷爷、 四奶奶 。 那时我父亲和我祖父在 “文革” 中都相继去世了 ,在我和四爷爷、 四奶奶的谈话中不免谈到他们 。当谈到我爷爷时 ,我说:
“我爷爷把他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了 ,我就是他的一切 ,他一切都为了我 ,而我对他却没有敬到孝道 , 这是我终身最大的憾事 ,尤其是他去世时我都不知道 ! ”我在讲这话时因激动而眼圈发红 。
四爷爷听后说: “嘉谟 ,我和你有同样的心情 , 大哥比我大 21 岁 ,像我的父亲一样 。我小时候他替我洗脚、 帮我剪指甲 , 这些事我都记忆犹新 ,我上小学、 读初中都是他直接培养的 。 我和大哥的感情是极为深厚的 ,和你一样令我感到最遗憾的是 , 未能让大哥多享几年福 。 ”说着说着 , 四爷爷也因激动而满眼泪水 。
“爷爷经常说四爷爷是我们许家的骄傲 。 ” 我安慰四爷爷 。
四爷爷反道安慰我说:“你爷爷教了一辈子书 ,热爱教育事业 ,你现在在名牌大学教书 , 遂了他的心愿 ,他肯定是很高兴的 。 ”
我又用试探的口吻说: “我认为从旧的观点来看 , 我爷爷的品德是很高尚的 。 ” 那时尚在 “文革” 中 ,我的意思是不能以当时讲的 “三忠于”、 “四无限” 为标准来评判爷爷 。
四爷爷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批评我说: “嘉谟 ,你这样说不对 。不管从旧的还是从新的观点来看 ,你爷爷的品德都是很高尚的 ,是我学习的榜样 , 而且你爷爷在做学问方面勤勤恳恳 ,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 ” 四爷爷将我说的新、 旧 ,大概理解为新中国和旧中国了 ,故对我有这样的批评 , 不过虽如此 ,因为他对爷爷的评价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所以反而使我无比高兴 。 在我心中 ,爷爷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任何对爷爷的赞扬都会使我引以自豪 。
我和四爷爷对我爷爷的这种共同认知 ,无形中在我们的心里筑起了一道感情的通道 ,它里面流淌着浓浓的、 真挚的亲情 。 四爷爷不只一次地向别人介绍我说: “这是我的孙子 。 ” 甚至还说:“这是我的亲孙子 。 ” 这不单是语言的表白 ,更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


1986 年初 ,我从美国学习回来去看四爷爷 。他正要吃止痛药 ,见我来了说:“嘉谟 ,你先坐 ,我头疼 ,同老太太一样 , 每天要吃止痛药 。 ” 话刚说完又忽然改变主意 ,说: “你来了我高兴 ,算了 ,今天就不吃了 。 ”
他拿出香烟给我 ,他自己也抽 ,我说: “四爷爷你不是戒烟了吗?”
他说: “是的 , 可后来又想抽 ,这么大年纪了 ,何必还强制自己 ,想抽就抽吧 。 ”
我想 ,大概是四奶奶去世后的孤独而诱起了他的烟瘾吧 。
我谈到在美国的见闻及学习收获 ,他听得很高兴 ,还不时用英语插话 “ wonderful ” ( 太好了) 。他也兴致勃勃地拿出他最近才出版的笔石论文集 ,并亲笔在扉页上写道 : 嘉谟贤侄孙纪念 。然后他边指着目录边给我讲解论文的内容和意义 ,一瞬间 , 40 年前他对我讲解笔石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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