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影响因子“大跃进”,滥用何时终止?( 三 )


在一项2016年的期刊大规模研究中 ,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衡量期刊“自引”程度的指标 , 即“影响因子自引偏向”(下简称“偏向值”) , 如果该数值大于1 , 则说明期刊影响因子受到自引“不正常”影响 , 数字越大 , 受自引影响越大 。 2005年后的十年 , 期刊自引变得愈发普遍 , “这与过去十年中人们对影响因子的日益痴迷现象吻合” 。 此外 , 该研究还发现 , 在2010年以后 , “偏向值”高于3的生命科学领域期刊数量几乎是物理领域的两倍 。
多年来 , 影响因子发布者一直尝试“识别”出期刊的“非正常自引” , 比如在期刊影响因子旁列出“排除自引后的影响因子”数字 , 以作对比;或者对于“自引率”过高的期刊进行警告 , 更严重者 , 会将它们从影响因子发布列表中剔除 , 2020年 , 由于发现了“异常引文行为” , 科睿唯安一下子“除名”了33种期刊 。 从这年起 , 还开始关注影响因子计算过程中分子过大的情况 。
近年来 , 论文发表有两个新趋势 , 一方面 , 越来越多的期刊会在正式出版前 , 将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先放到线上供读者进行“早期访问”;另一方面 , 新冠疫情重压下 , 出于对快速发表的迫切需求 , 没有经同行评审就直接发表的预印本文章在2020年后迎来大爆发 。 据《自然》统计 , 2020 年发表的新冠文章中有3万多篇是预印本 , 占新冠研究论文总数的17%~30% 。
2020年起 , 早期访问文章的引用数被纳入影响因子统计 。 科睿唯安数据显示 , 2020 年到 2021 年 , 早期访问文章数量增加了56% , 为2021年的影响因子计算贡献了近300万次引用 。 保罗斯很快发现 , 一些期刊会推迟文章正式发表的时间 , 让它们在网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引用积累 , 这些引用只计入分子 , 只有当文章在期刊上正式发表后 , 该项目才会被计入分母 。
保罗斯等人则指出 , 预印本文章由于未经同行评审 , 因此不计入影响因子计算 , 但期刊编辑会倾向于发表预印本网站上引用量高的内容 , 形成一种发表“偏见” 。 这种偏见下 , 社交媒体上的所谓大V教授就更具优势 , 他们可以在同行评审和文章正式发表前将文章分享到各类社交平台上 , 增加论文的流量 。
“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
保罗斯认为 , 对影响因子“最大的滥用”是将它作为衡量科学产出质量和学术评价的标准 。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最初设计影响因子 , 是为了给图书馆订阅期刊“做出建议” , 通过使用平均引用率对期刊进行排名 , 可以提示图书馆哪些期刊获得了更多读者 。 “影响因子是一种期刊指标 , 而非旨在评估研究人员 。 ”夸德里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 , 将其用于评估科研人员是“不恰当和不负责任的” 。 “这就像测量一个人的身高 , 不去单独测量他们每个个体 , 而是测量平均身高 , 这毫无意义 。 ”拉里维埃说 。
1980年代起 , 世界各国对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激励措施越来越普遍 。 英国1986年率先采用了“研究评估考核” , 根据考核结果给大学分配科研资金 , 而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 , 就是在期刊上发表论文 。 中国研究机构从1990年开始为学者发表国际论文“按篇计价” , 而且将奖金数额与文章所在期刊的的影响因子直接挂钩 , 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 , 奖金越多 。
舒非等人在2017年一项研究中统计了中国100所大学1999~2016年间科研奖励政策 , 他发现 , 在《自然》和《科学》两个顶刊上发表一篇文章 , 平均奖金从2008年的2.6万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4.38万美元 。 Web of Science数据显示 , 从1995年到 2013 年 , 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增长了17倍 , 从 1.3万篇上升到23.2万篇 。
原《科学》审稿编辑委员会成员保拉·斯蒂芬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 大学越来越关注影响因子 , 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大学排名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而反过来 , 为了获得更高的大学排名 , 大学会在教授招聘和晋升决策中越来越强调影响因子 。
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尔伯茨曾在2009~2013 年间担任《科学》杂志主编 。 他在2013年发表的《影响因子扭曲》一文中指出 , 影响因子带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 , 是“诱导”研究人员转向更容易发表文章或产生高引用的研究领域 , 而抑制他们想要从事“高风险”或有潜在开拓性研究的欲望 。 由于急于发表论文 , 导致论文质量不高 , 这可以解释当下科学的“可重复性危机” , “在已发表的生物医学论文中有大量的研究结果不可重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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