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可以复制吗?( 三 )


今年7月 , 《中国科学报》刊发了一篇《从奥赛看人才成长的短程与长程激励》 , 试图去解释为何中国基础数学人才很强大 , 但为何我国数学的整体水平依然偏弱 。
“关键在于我们的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只注重短程激励而缺乏有效的长程激励 。 ”短程激励即是奥赛的功利性目标 , 但数学研究往往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 作者呼吁要在科技界培养一种耐心与执着 , 树立一种学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 , 不惜用长时间去挑战难题、大问题 , 甚至冒着此生失败的风险也要为人类的认知进步努力推进一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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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纵观中国数学发展史 , 自上世纪初现代数学在国内兴起以来 , 中国数学存在明显的断代 。 十年的政治动荡让众多学科的研究几近停滞 , 数学亦不例外 。 改革开放以后 , 数学作为基础学科才再度被人们重视起来 。
不止一位数学家向媒体表达了国内数学起步不易的艰难 。 陈省身是最早一批来华的华人数学家之一 。 当他开始在母校南开大学筹建南开数学研究所时 , 媒体的报道上说的是“房无一间、书无一册” , 陈将自己的一万余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南开 , 之后又将沃尔夫奖的5万美元也一并捐赠给南开数学研究所 。
1979年 , 丘成桐受华罗庚之邀回国作学术访问 。 他在自传中说 , “当飞机在北京着陆时 , 我心潮澎湃 , 就在飞机旁 , 俯身触摸祖国的泥土” 。 此后每年 , 他都会在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访问数月 。
他仍在哈佛任教时 , 可能是海外数学家中招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人 , 围在他身旁的中国学生之多 , 甚至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 。 他说 , 那时中情局每隔一段时间 , 就会打电话来问他一些问题 , 而他就告诉他们自己的学生正在研究着的数学难题 。 问了几年后 , 中情局才终于作罢 。

他试图在国内数学教育上做更多的贡献 。 光是数学研究所 , 他就帮助建立起了4所 。 1993年 , 他在自己的母校建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 , 1996年在北京建立晨兴数学中心 , 2002年建立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 , 2009年建立清华大学数学研究中心 。 他至今仍担任这些数学研究所的主任 , 且分文不取 。
1998年 , 他发起成立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 , 每三年举办一次 , 首届在北京举行 。 大会的高潮每届的“晨兴数学奖” , 主要授予45岁以下、在纯数学与应用数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华人数学家 , 后来这一奖项也被媒体称为“华人菲尔茨奖” 。
之后 , 面向中学生 , 丘成桐又发起成立了“丘成桐中学数学奖” , 旨在发现和培养有前途的数学天才 。 不过 , 另一方面也是丘成桐对中学生们的数学唯奥数论的不满 , 他认为这一奖项能帮助鼓励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 过去 , 他不止一次地在媒体上表示要培养中国学生对数学真正的兴趣 , 而非将数学作为功利性的工具 , 成为只会应试的“做题机器” 。
“国内一些数学竞赛 , 做的还是别人的题目 , 做得再好也是别人出的题 , 没有自己创造的东西是培养不出大家的 。 ”在今年9月的媒体采访中 , 丘成桐再度重申了这一观点 。 丘奖与其他奥赛最大区别就在于 , 而奥赛是别人出题目给你做 , 而丘奖是自己出题目自己做 , “真正的科学研究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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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们常常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 , 数学不像其他的应用学科那样可以直观地让人们感受到它的作用 , 也不像艺术学科一样可以让普通人也能领略它美感 。 过去几十年中 , 数学也从来都不是国内大学中的热门课程 。
从事数学的人们总要时不时地去解释数学到底有什么用 。 但前沿的数学理论太纯粹、也太超前 , 很难说很当下的经济有多么直接的关联 。 有时候甚至他们本身也不得不对外承认 , “(数学里边的)某些学科要是停顿10年或20年 , 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 ”(北大数学与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语)
实用性似乎也不该是数学家在研究问题时考虑的因素之一 。 “数学走在前面” , 张益唐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 , “数学家在发现的时候不一定关心 , 他也不知道怎么用 , 结果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 , 这个东西可以在自然科学上有一些连发明者都想象不到的应用 。 ”
但必须要承认的是 , 作为一门最基础但也可能是最古老的学科 , 数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众多其他学科发展的基础 。 2019年7月 , 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 。 多部门联合为某一单一学科的建设制定方案 , 着实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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