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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摊真的成为了疫情之后新的零工经济潮流？这个夏天 ， 年轻人摆的地摊遍地开花 ， 有人带着互联网思维去摆摊 ， 要拉人 ， 要直播 ， 要赋能 ， 还要记录用户画像 ， 甚至给自己定下来一天要拉多少人进群的KPI 。
这个夏天 ， 就在我们的附近 ， 在城市的街边巷尾 ， 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摆摊 ， 可能是兴之所至的兼职之举 ， 也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全职行动 。 太阳还没落山 ， 年轻人就支起小摊 ， 挂出小灯泡 ， 卖饮料、咖啡、五颜六色的小饰品 ， 可能走几步就能碰到 ， 成为一道新的城市景观 。
当然 ， 所谓摆摊 ， 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 ， 小商小贩 ， 支摊设点打游击 ， 十年前有 ， 五十年前有 ， 一百年前也有 ， 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 ， 其实说的是在当下 ， 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 ， 这当然有整体经济的因素 ， 但也有更多的理由 。
本文中 ， “我”和朋友们选择去摆摊 ， 金钱的考量只占其中一部分 ， 他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 ， 一场并不激烈的反抗 ， 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 。 虽然现实永远坚固 ， 但重要的是 ， 年轻人依然获得了一些让他们珍视的东西 。
两个没有工作的人去摆摊 ，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顺理成章 。
今年北京疫情的时候 ， 也许是日子实在太无聊了 ， 也许想做点事情来转移“被困在北京”的注意力 ， 我那段时间时常被一些奇怪的户外工作吸引 ， 如果要总结的话 ， 应该是一份在户外的、能见到人的、乱七八糟的、不用动脑子的、全无意义感的工作 。
摆摊听起来就不错 ， 想想就很拉风 ， 可以光明正大在户外待着 。 北京的疫情消停后 ， 和我一起摆摊的是我的朋友楚姐 ， 她本来是一个科学编辑 ， 因为在居家办公期间偷偷回了趟老家 ， 她失去了工作 。
这个失业理由有些过于荒唐 ， 或许楚姐失业也有别的原因 ， 但这不重要 ， 我在楚姐被裁的同一时间辞职了 。 我原来在媒体行业工作 ， 对之的想象是非常辽阔的 ， 但怎么突然有一天我就得被困在家里不停打电话呢 ， 我的精神变得奇差无比 ， 常常电话接通着 ， 我不知道应该问什么 ， 也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 。
有一天深夜我和楚姐 ， 还有几个朋友出门散步 ， 偶遇了一个招牌已经被撤掉的门面 ， 但上面留下的钉子和锈印还非常明显 ， 这里是“XX人才市场” ， 那个场景非常魔幻 ， 我们合了一张影 。 一个月之后 ， 合照里的五个人 ， 就只剩下一个人还在为北京的GDP发光发热 。 我们常聚会的一个微信群里有9个人 ， 突然也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工作 。 一位电影行业的朋友在今年决定辞职去留学 ， 一位朋友从上海来北京玩 ， 就再也没能回去 ， 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睡了两个月 ， 终于开始找新工作；还有一个朋友遭遇了项目被砍 ， 部门倒闭 ， 集体被裁 ， 过去几年里 ， 她的每一份工作几乎都是这样结束的；另外的一些朋友则在不同的时间决定去打零工 ， 或者直接在家躺平 。 去年 ， 今年 ， 失去工作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 。
我们决定去卖咖啡 。 楚姐家有非常齐全的咖啡设备 ， 五月份的时候 ， 我经常无所事事地游荡 ， 从东五环外一直游荡到鼓楼附近她的家 ， 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 她给我煮一杯咖啡 ， 聊会儿天 ， 我再坐两个小时的夜班公交回家 。 我们最早开始有点摆摊的想法的时候 ， 她就开始在手冲的基础上添置瓦斯炉和魔改壶 ， 那个像黑色砖头一样的玩意儿可以直接靠人手的压力萃取咖啡 ， 这解决了户外电源的问题 。
然后我们还需要推车和桌子 。 我们在网上看了手推车 ， 二手的也要一百多块钱 ， 我们果断决定用一个二十块钱的可折叠桌代替 。
出摊地点早就看好了 ， 就在楚姐家附近 ， 那个位置过去是个卖酒的摊儿 ， 还卖过凉粉 ， 这意味着“这里可以摆摊” ， 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判断的 。
真正出摊的那天非常仓促 ， 冰块供应商突然打来电话 ， 说下午会有两袋冰块送过来 ， 我们想了一下 ， 也没有别的特别需要准备的 ， 就决定出摊了 。 只卖冰美式、Dirty和手标奶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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