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历法的神学特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人们对于“改历”的认识 。 “改历”是天文专业问题与宗教政治问题的综合体 ， 它既是天文技术发展的产物 ， 更是国家政治作用的必然结果 。 《史记·历书》记载了历法改革与王朝更替间有着直接联系 ， 所谓的“改正朔”目的就是要证明君主统治的权力来自“天命” 。
所以当统治君主变迁时 ， 汉代人以此发明“三统三正说”来说明继承者的合法性 ， 并采取新的纪年 。 这就让“改历”这一行为充满了政治色彩 ， 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接下来的“德运” 。 《史记》记载了贾谊是第一个将“改历”思想与社会风俗、法礼等制度变新联系在一起的人 。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时 ，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刘歆把《太初历》改造成《三统历》 ， 为汉皇帝合理“禅让”打下基础 。
然而 ， 历法毕竟是一个技术性的学问 ， 有其内在的逻辑 。 它在运行一段时间后 ， 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偏差” 。 同时 ， 随着人们天文知识的增加 ， 观测技术的进步 ， 原有的历法推算总会与实际天象结果存在某些不符的情况 ， “验历”工作遂应运而生 。
但在验证历法的过程中 ， 那些偏差被汉代天文学家赋予了神学的解释 。 他们在发现历法不符合天象后 ， 首先做的不是重新测算数据 ， 而是改变历元 ， 使原有数据符合天象 。
如《太初历》运行至171年时 ， 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问题 ，但不能用精确的数据去更正它 。 因为若更正 ， 即是怀疑“四分历”的正确性 ， 怀疑当时王朝存在的正统性 ， 这是绝不容许发生的 。 所以只能“引从天算” ， 让天象符合人们已知的数字 。
从本质上说 ， 这种凡事“看天”的弥补方法是天文学向神学的低头 ， 是科学向神学的妥协 。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 ，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 它又促进了宗教神学的发展 。 比如汉代“日食”现象比“月食”现象得到更多的重视 ， 因为“日食”在汉代代表着“恶兆” 。
神学观念促使汉代天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神学特质 ， “改历”和“验历”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释统治阶级的合法性 。 所以汉代的天文学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上了神学的牢笼 ， 阻碍了它的发展 。 不过无法否认的是 ， 两汉仍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全面发展与繁荣的时期 ， 在天文学得到发展时 ， 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
三、由点及面 ， 被带动的象数易学、哲学、玄学
在神学观念的影响下 ， 汉代天文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 。 这样具有时代特征的学科对其他的学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
首先 ， 它直接促成象数易学大兴 。 为了突显天人感应的存在 ， 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易学中“深奥”的象数与星占、历法相对应 ， 或以卦爻象卜筮天变对人事的影响 。 因此 ， 象数易学借可“通天道 ， 明人事”的优势 ， 日益扩张自身文化解释功能 ， 介入到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更多的领域中 ， 成为汉代学术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
其次 ， 它让哲学中的“验证”思想深入人心 。 汉代神学观念取信于人的基本手段在于所谓的“应验” 。 表现在天文历法上 ， 即是人们不断用天文实际观测验证以往理论命题的准确性 。 《史记·天官书》 中记录了大量占候以及相关应验的事实 。
最后 ， 它为魏晋时期玄学本体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 神学观念影响下的汉代天文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 。 在经验基础上进行形象比附 ， 是其认识和解释宇宙空间的主要方法 。 以之为基础建构出的宇宙生成论讲究“太初”、万物等“无形”与“有形”的互动 ， 并易于得到“宇宙本根无形”的命题 。 而这正是“无”论玄学的根本理念 。
神学和天文学对这些学科的影响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 ， 人们相信神学的同时 ， 不可避免的会把原本应该用科学解释的东西归于“神论” 。 这是汉代天文学的历史特征 ， 也是其他学科的共性 。
结语
当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天象时 ， 汉代天文学得到发展 。 但是当人们用天象解释现实社会中或幸或不幸的事件时 ， 天文学就失去了其科学性的特点 。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 具有神学特征的天文学似乎更符合汉代“国情” 。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汉代天文学带来的成就 ， 其高扬的天人感应理念 ， 将玄学上升到了宇宙观的高度 ， 为后世认识宇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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