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天象变而福祸相依？神学包装下的汉代天文学 _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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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人造卫星升空时，地球和宇宙的奥妙终于被人类窥探得更清楚。中国在天文学方面更是成效斐然， “天眼”地建成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提供了视野。这说明了科学技术才是正确解释天文现象的道路。
与之相对的神学解释，总是将人类的命运和天象联系在一起。无论东西方，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兴起之前，无不受到神学观念的影响，天文学更是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也不例外，其中以汉代最为典型，影响也最深远。

一、天变异常，没有神学特质的汉代天文观测
最初的天文观测是为了确定方位和季节变化，后来衍生成了星占和编制历法。汉代的天文观测内容广泛，同时有方位、星占和编制历法的目的。
星占的对象是“天变” ，即天体的异常现象，历法描述的是活动天体的运行。要准确无误地描述天体的“异常”及活动规律，首先要做的即是恒星在天穹背景上的位置和状态。
《太初历》中详细记录了五大行星连续两次和太阳相合的时间，其测算精度与现代天文学测量结果相差最小仅43.2分钟。

由此可见汉代天文学的发达。除了行星运动的观测，汉代天文学家对“黄道”坐标的定位也相当关注。 “黄道”是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轨道，也是天文坐标系的基本圈。
《汉书·天文志》中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用“昏旦中星法”测量冬至点，过程此处略过。结论是冬至点在黄道坐标斗21.25度，这与现代冬至点的定位相差不大。
汉代天文观测的进步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天体现象的记录是汉代天文学家根据生产需要进行的观察。但值得注意的是， “日食”现象似乎得到了汉代人的偏爱，许多古籍都有它的记录。如《汉书》、《汉纪》、《通志》等。

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疑问：如果只是为了定位和编制历法，似乎不需要对“日食”这一现象过于关注，那么汉代为什么拥有如此多的看似无用的记录？
举一个例子。东汉时期普遍实施日食观测制度完备的《四分历》，据史料记载期间都城洛阳可见日食49次，然而在公布的天文观测记录中只有48条记录。这里所遗失的记录是发生在东汉质帝本初元年七月甲寅朔早上7时24分。
其中原因根据《史记》的记载得到解答。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天象变而福祸相依？神学包装下的汉代天文学】
“闰月甲申， ……帝崩于玉堂前殿， ……闰月庚寅，其日即皇帝位” 。

原来那时皇帝驾崩，新帝即位不久就出现了“日食” 。这在当时被视为“大不利”现象。于是新帝为了巩固皇权，下令让史官删除这一记录。

这便是盛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说” ，让单纯实践的天文观测活动蒙上神学面纱，且观测行为逐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天道”解释。这种带有神学气息的天文解释在汉代以前就存在，只是到了汉代时更具有说服力。
因为统治阶级直接规定了天变是人事的反应。《汉书·天文志》载：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 ……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

刨去神学的解释，汉代天文学的造诣极高，为后世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具备神学特质的汉代天文学有其存在的意义，并赋予了汉代历法的神秘性。

二、君权神授，浓墨重彩的汉代历法
汉人认为，历法是“君权神授”的“天命”的象征，因此其本身就具有神秘性。从形式上看，汉代的“历”不仅仅是指安排年月日的“日历” ，而且还是一个复杂的天文算法体系。除了确定岁首、安排朔望月之外，还要推算二十四节气时刻、昼夜时刻、日月五星位置及各种相关天象。如日月食，故其相当于一个“数理天文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