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此类案件的辩护问题 ， 首先我们认为 ， 如果按照诈骗罪定性 ， 对于部分以单位名义实施、体现单位集体意志、利益主要归于单位的药品截流行为 ， 具有明显的单位犯罪性质 ， 即使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 ， 但是在对具体涉案人员进行刑事责任的划分时 ， 也应当按照单位犯罪的规则进行认定 。
比如特定案件中 ， 虽然医院绝大部分的部门主任、医生、护士都参与了部分环节的涉案行为 ， 但是上述人员对于此类经营行为并不具有决策、决定权 ， 其参与的涉案行为更多的体现为职务行为 ， 药品截流的收益也归于医院 ， 最终被投资人、实际控制人分红获取 ， 上述参与人员并未获利 。 此时对于此类部门主任、医生、护士 ， 我们认为应当按照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 不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不应当承担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
因此 ， 对于涉医保诈骗案件的涉案医院 ， 哪些人员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哪些涉案人员属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 ， 将成为罪与非罪的关键 。
其次 ， 不能仅凭涉案人员的职务、头衔高低区分刑事责任 。
比如相关案件中 ， 开具BID医嘱的是医生 ， 实际执行医嘱的是护士 ， 药品截流所获取的收益绝大部分被医院获取 ， 小部分由护士以提成的方式获取 。 但是办案机关在认定刑事责任时 ， 并没有追究医生和护士的刑事责任 ， 反而是将不参与开单和执行 ， 但挂“某科主任”职务的部门主任 ， 认定为相关责任人员 。
这里值得肯定的是 ， 办案机关是以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 来认定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 并没有认定所有的“参与人员”均构成犯罪 ， 仅仅是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认定构成诈骗罪 。
但是这种认定的情形下 ， 具体案件中会存在片面根据职务身份来确定刑事责任的情况 。 会出现的矛盾情况是 ， 实际开具BID医嘱单的医生、实际执行医嘱单并获取截流药品利益的护士 ， 办案机关按照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 但是对于虽挂部门主任身份 ， 对医院的经营不具有决策权 ， 同时不参与开单和截流药品的“部门主任” ， 却以诈骗罪被定罪量刑 ， 则明显存在不当 。
【涉医保诈骗案件，哪些涉案人员会被指控构成诈骗罪？】这是我们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 ， 实际遇到的问题 ， 也是我们刑事辩护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 因此 ， 涉医保诈骗案件 ， 即使以诈骗罪进行定性 ， 同样会存在单位犯罪认定的问题 ， 当然主要体现在单位犯罪规则下 ，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人员的认定问题 。 哪些涉案人员属于应当承担诈骗罪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哪些涉案人员属于“一般参与人员” ， 是罪与非罪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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