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下的层面看 ， 科学实质就是一套关于技术积累的知识体系 ， 就是技术之学 。 从形而上的层面看 ， 科学又为技术披上了一里一外两层：一层是神学真理的外衣 ， 另一层则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武器化外衣 。 这样科学的实质就是将技术真理化和武器化：科学-=技术+（真理化+武器化） 。
将技术真理化 ， 就是将技术拔高到一个宗教式的神圣的高度 ， 以经验性的技术规律为支撑世界的真理 。 科学真理其实就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神学真理、哲学真理 ， 是上帝的化身 ， 只是把其中的人格化的东西去掉了 。 这就是科学中的神学和宗教因素 ， 也是非理性的迷信因素 。
有人将科学中的技术当成是中性的 ， 无善无恶 ， 利用科学技术去制造杀人的高科技武器 ， 然后再用高科技的武器去满世界侵略和殖民 ， 这不是不是科学的错 ， 甚至不是武器制造的错 ， 而是武器使用者的错 。
其实从现代科学在西方产生的过程看 ， 武器化的精神和思想实际上是内置于科学之中的 ， 科学的原始目的之一 ， 就是看到技术中的武器属性 ， 利用这种武器所带来的强力 ， 去掠夺世界 。 弗朗西斯 培根在《新工具》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 而英国的弗朗西斯 培根则被誉为科学这套知识体系的创始人 。 然后英国成为最大的殖民者 ， 成为日不落帝国 。
有一位叫文一的学者 ， 他提出一个新观点 ， 认为西方发动的侵略战争促进了科学在西方的出现 ， 其实是搞反因果了 。 他看出了科学和侵略战争的关系 ， 但却错误地将战争看成科学之因 ， 其实 ， 相反的逻辑才是正确的：科学是战争之因 。 科学在先 ， 战争在后 。
【人类世俗化知识体系有两套，科学体系外还有中国的义理体系】如果说 ， 将技术真理化 ， 是科学的迷信之处 ， 科学之蠢 ， 那么将技术武器化 ， 则是科学之恶 ， 它是西方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之母 ， 其中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
也就是说 ， 尽管科学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 但是却没有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 ， 不仅将技术宗教化、神圣化了 ， 即技术的真理化 ， 而且促进人类利用技术去侵略 ， 去建立专制和垄断的霸权 。
一旦人类真正需要技术去服务于公共利益 ， 去抗击大危机大灾难 ， 科学就会缺位 。 在这次抗疫新冠疫情中 ， 科学的缺位就很明显 。 这种缺位有两个层面 ， 一个层面 ， 是因无知而缺位 ， 就是饶毅所指出的 。 还有一个层面 ， 是故意缺位 ， 有知识 ， 有技术 ， 但却故意不去抗疫 ，这在美国表现地尤为明显 。
美国在账面上科技能力是全球第一的 ， 但是 ， 新冠来临 ， 他们却无法组织这些科技资源应用到抗疫上去 ， 这些科学资源都被资本集团所掌控 ， 而只会听命和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 从宏观效果上看 ， 就是故意缺位 。
义理体系之所以比科学体系更理性 ， 原因在于 ， 一方面 ， 她更正确地认知了技术的本质 ， 不存在科学体系中将技术真理化、宗教化的迷信；另一方面 ， 她拥有更合理的对技术的使用目的和方式 ， 禁止使用技术在人类中搞侵略和专制 ， 而只能用技术去平等地、普惠地服务于人们的基本生活 ， 服务于公共利益 。
这就是义理体系中的“义利之辨” ， 技术属于利的范畴 ， 义理不否定利 ， 不否定技术 ， 也不否定基于经验的发展技术 ， 但是 ， 作为技术的利 ， 必须服从于义、义理 。
用《周易 系辞》的话说就是“利者 ， 义之和也” 。 利、技术必须于义相合 ， 必须包含着义 ， 无义之利 ， 背离义理的技术 ， 都是恶 。
中国文化是以义理为内核的义理文化 ， 而且义理作为一套知识体系 ， 她的存在和传承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 尤其是基层人民的生活生产实践 ， 后来政府出现后 ， 也包括政府的实践 。 春秋孔子之后所出现的学术线 ， 只是义理存在和传承的第二路线 ， 次要路线 。
明白这一点 ， 就可以知道 ， 民国新文化运动之后 ， 尽管作为义理传承学术路线的儒家被打倒了 ， 四五五经被打倒了 ， 但是义理传承的实践线依然坚固存在 。 在实践层面 ， 义理体系依然在中国存在 ， 不仅存在而且是作为理念和制度内核 ， 支持着中国的实践 ， 包括先前的革命实践 ， 以及后来的经济实践 ， 直至中国实现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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