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嗣瑗]裘陈江︱耆龄家世生平考证(上),( 四 )



耆龄、惠均父子
耆龄的孙辈 , 据现存日记可知 , 其在世时至少已有女孙和男孙各一 , 分别于1920年8月28日和1922年8月19日出生 , 其中孙女乳名立格 , 孙子乳名保格 , 大名伊徹 。 1941年 , 《三六九画报》上刊登一则讯息 , 其中称“惠孝同先生女公子履中女士 , 于夏历二月廿八日于归 , 乾方为交通总长吴毓麟之孙公子吴乃璋(少轩)君” , 按照年纪来推测 , 履中应即是立格 。 另外惠均与他塔拉氏并未白头偕老 , 1932年《湖社月刊》登载惠氏的婚讯 , 可见是再娶 , 而后所生子嗣应即为1939年出生的惠伊深 , 故耆龄孙辈至少有三人 。
仕宦经历
由耆龄《赐砚斋日记》可知 , 其本人长期有记日记的习惯 , 故篇幅实应远大于现有规模 。 而现存的这部分日记 , 其缘起便是耆龄被授予总管内务府大臣 , 且所记内容随着时间越来越详细 。 耆龄被授职一事 , 在其本人和同僚绍英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 时间是1916年3月8日 , 而这也成为《日记》开始的日子 。
其实耆龄在遗折中曾极为简略地叙述过自己一生的履历:“臣满洲世仆 , 受国厚恩 。 由八品笔帖式 , 洊擢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 国变以后 , 犹蒙圣明垂注 , 俾效驰驱 , 始翊卫于宫门 , 继宣勤于少府 。 ”( 秦国经:《逊清皇室秘闻》 , 228页)因为耆龄出身仅为监生 , 功名较低 , 非如有些记载所言的进士出身 , 故其仕宦是以八品笔帖式这一满员常用的进身之阶起家 。 1921年11月 , 耆龄曾因作诗与陈宝琛略起争执 , 为的便是其功名低微 , 更非翰林出身 , 为遗老诗友所轻 , 其在日记中称“弢老又谓余非翰林 , 故词藻对仗俱不工丽 , 此言过矣 。 诗不先讲意义理法骨干 , 徒事涂泽 , 虽翰林所作 , 亦当不取 , 况今之翰林在者不少 , 谁是读书而有根柢者耶?吾实不服 。 ” (《赐砚斋日记》1921年11月27日)
耆龄出仕的年纪未有明确的记载 , 其早年的任官轨迹也不十分明晰 , 只是在1921年1月21日的日记中称“二十年前官刑曹” , 那么应是在1901年左右在刑部任职 。 检索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目录可知 , 刑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曾上过一道《为刑部满洲郎中耆龄学习期满留部事》的折子 , 可见耆龄于该年九月已经留在刑部担任候补郎中 , 与其自道的“官刑曹”正好相合 。 同在光绪二十八年 , 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上《奏为刑部候补郎中耆龄分发浙江候补道荣勋办理崇文门税务不辞辛劳请旨奖叙事》一折 , 而其中详情据《大公报》1902年9月3日刊登的时事要闻可知 , 当时有“崇文门正副监督所派委员有奏委、堂委名目 , 荣相所派奏委即浙江道荣勋字竹侬 , 甫自日本回国者 , 闻庆邸之奏委已派耆龄 , 即浙江藩司诚勋之公子”的报道 。 正是这一年的8月29日 , 随同吴汝纶一同到日本考察归国的绍英 , 也奉奕劻之命在崇文门充堂委差使 , 是耆龄的顶头上司 。 从《绍英日记》可以看出 , 他与耆龄应是追随奕劻颇勤 , 故此时同在崇文门接任肥差 。 此后如1903年初 , 绍英便在其日记中提到与耆龄在公务上的往来 。 到了该年十月初四日(1903年11月22日) , 已升任安徽巡抚的诚勋上《奏为长子刑部候补郎中耆龄奉旨加恩以五品京堂候补谢恩事》折 , 可见耆龄因为办理崇文门税务差使的褒奖已官至五品 。 1905年4月26日 , 绍英在其日记中又记载一事 , 当日接到瑞丰来信 , “云新借镑款明日系第一还期 , 如以崇文门税项作抵 , 应请奏委签字支单” , 而此项后来便是交予耆龄签字 , 可知期间耆龄一直是在崇文门担任差使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二十四日 , 有上谕称:“商部右丞着杨士琦补授 , 熙彦着转补商部左参议 , 商部右参议着耆龄补授 。 ”可能仍是耆龄办理崇文门税务有功的延续 , 故而进入农工商部 。 在此后数月间 , 耆龄的升迁速度简直可以用飞跃来形容 。 到九月二十四日的上谕中又称:“杨士琦着转补农工商部左丞 , 农工商部右丞着熙彦补授 , 耆龄着转补农工商部左参议 , 农工商部右参议着沈云沛补授 。 ”可见随着上头的一步升迁 , 下面马上各升一级 。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 从上谕又看到变动:“农工商部奏遴员请补丞参各缺一折 , 农工商部左丞着熙彦转补 , 所遗右丞着耆龄补授 , 沈云沛着转补左参议 , 余着照所议办理 。 ”又到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 , 上谕称:“农工商部奏请补左右丞缺一折 , 农工商部左丞着耆龄转补 , 农工商部右丞着沈云沛转补 。 ”从前一年的六月至这一年正月 , 正好七个月时间 , 耆龄已经从原来五品候补郎中升任至正三品的农工商部左丞 。 这里隐含的官场变动 , 就不得不提到清末新政中丙午、丁未年间的官制改革 。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批评过这场“保荐开而世族盛”的“丁未设丞参” , “丞参不分满汉 , 满员同时用十一人 , 皆借门望以起 , 民政部左参议裕厚为学部尚书荣庆胞叔 , 礼部右丞英绵为大学士麟书子 , 右参议良揆为大学士荣禄子 , 商部左丞耆龄为江宁将军诚勋子……” 。 胡氏列举多达八位丞参均是如此 , 认为其弊直如魏晋九品中正制 。 其实如前面介绍 , 耆龄之弟增龄也是如此步步高升 , 到宣统元年甚至升至副都统的地位 。 而耆龄、增龄昆仲每一次升迁 , 其父必有谢恩 , 甚至一次升迁要谢恩两次 , 无怪乎满汉之隙与日俱积 , 官场也愈加昏暗 。 在进入高级别的丞参之后 , 耆龄的升迁更是完全没有停止的势头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十八日 , 诚勋上《奏为恩赏臣子耆龄二品衔谢恩事》折 。 第二年七月初三日 , 耆龄一度还署理农工商部左侍郎 。 七月二十七日 , 更是补授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 官位正式等同于一部的堂官 。 而上述经历全在农工商部 , 其间与载振、绍英、熙彦、杨士琦、王清穆、唐文治等先后为同僚 。 故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商部旧雨聚会 , 而绍英更是因为一直合作任事的关系 , 与其往来颇为频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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